唐长安城晋昌坊内的慈恩寺塔（大雁塔）今貌 崔凯/摄
鎏金鹦鹉纹提梁银壶（何家村窖藏出土，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崔凯/摄
编者按：2024龙年春晚，西安分会场的节目《山河诗长安》引发了全国观众的阵阵喝彩，唐代都城长安又一次成为热点。其实，不仅仅是今年，从《长安十二时辰》到《长安三万里》，大唐长安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这座都城究竟有何魔力，一千多年后依然令无数人为之魂牵梦绕，不断自豪追忆、反复品味？本版特邀《唐长安城坊古今注》作者、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青年学者崔凯带领读者走进昔日的唐长安城，近距离感受这座旷世名都的精彩。
皇皇巨都 长安的建设命名
唐朝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兴盛的时代，提到大唐王朝，凡是中国人都为之自豪。唐朝都城长安城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始建于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时名大兴，由年仅28岁的宇文恺作实际规划，入唐后更名长安。此后，伴着唐王朝的崛起，长安城遂闻名天下。唐长安城虽在隋代创设并使用，但有隋一代并没有彻底建成，直至唐王朝建立36年后的高宗永徽五年（654年），外郭城及各城门城楼才彻底完工。一座都城前后历经两朝六帝七十余年方成巨制，足见规模之大。
据考古勘测，唐长安城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7米，总周长36700米，面积达84.1平方公里。在中国历史中比较，唐长安城比任何一个王朝的都城都大；在世界历史中比较，其面积是罗马帝国都城罗马城的6倍、东罗马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的6倍、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都城巴格达城的2.6倍。我国历史上的渤海国上京，日本历史上的平城京、平安京及韩国历史上的新罗王京皆是仿照唐长安城规划。今天的西安市也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唐代长安城的格局。在隋唐两代300多年的历史中，唐长安城创造了举世无双的辉煌，它也成为无数人心中最美好的一座梦想之城。当年的规划师宇文恺或许也没有想到，自己规划的这座都城会成为人类建筑史上的一座丰碑，为古今中外的城市所膜拜效仿。
唐长安城规划的严密精整程度也是空前的。全城整体呈正方形，依次排布着宫城、皇城及外郭城，宫城与皇城居中，由一百零八坊和两市的外郭城拱卫，形成众星朝北斗的格局，宫城承天门、皇城朱雀门、朱雀门大街和外郭城明德门连成东西均等的中轴线，东为万年县，西为长安县，唐人有诗云：“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整齐划一的城市格局犹如棋盘、菜畦一般，故被后世誉为“一代精制”（北宋·吕大防《长安图记》），并称赞此城“自古帝京未有也”（北宋·宋敏求《长安志》）。
除了精密的格局规划之外，城中每一区域的名字还被赋予了鲜明的文化寓意。城门、坊里的命名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兼融诸家，含义皆源于隋唐以前的经典文献。如明德门之“明德”出自《大学》“在明明德”、修德坊之“修德”出自《左传》“姑务修德”、安定坊之“安定”出自《尚书》“安定厥邦”、亲仁坊之“亲仁”出自《论语》“君子泛爱众而亲仁”、敦化坊之“敦化”出自《中庸》“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修政坊之修政出自《管子》“公内修政而劝民，可以信于诸侯”、归义坊之“归义”出自《史记》“远方当来归义”，如此等等，不一而述。每一处命名都体现着堂堂大国为世作则的气度和教化万方的胸襟。
荟萃经典 长安的文化艺术
长安是一座文献集成之都，由于是王朝中枢所在，对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诸多重要文献均诞生于此。除唐朝中央政府制定发出的大量诏令外，在这里产生的官私文献数不胜数。“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等八部史书全部在这里成书，负责编纂的唐初名臣房玄龄、姚思廉、李百药、魏征等人皆是通贯经史的鸿儒硕学。唐玄宗时期，李林甫、张说、张九龄等在此编纂的《大唐六典》（30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行政法典，为后世王朝行政立法提供了准则和依据。唐代名相杜佑（诗人杜牧祖父）考览古今典章制度，耗时36年于长安著成《通典》（200卷）以献朝廷，该书是我国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此外，树立后世儒家经典标准的《五经正义》《开成石经》、开创我国地理总志先河的《元和郡县图志》、我国第一部会要体史书《会要》、现存最早的全国水利法典《开元水部式》等都成书于长安城中。在清人编纂的《全唐诗》中明确作于长安的诗歌数以千计，此外的很多诗歌虽无具体地点，但结合作者生平与语境，大都也是在长安所作。毫不夸张地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产生过诗歌，因此唐长安被誉为“诗城”。
长安是一座文化交融之都，国家政策的开放包容，使得诸多域外文化在这里与中华本土文化相融合。来自世界各国的使节、留学生和商人在长安城内居住活动，留恋于繁华无比的帝都。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从王朝的皇帝到臣民，都没有因为地域和种族不同而对外国人产生任何歧视。在长安务本坊的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里，有大批少数民族学生和外国留学生学习先进文化知识，中央政府则给予诸多优待，很多留学生也获得了进士及第的机会（唐王朝对留学生设宾贡科进士）。唐人希望通过这种一视同仁的教育政策，“俾日月所烛，皆归于文明之化”（唐·陈黯《华心》）长安的坊、市之中，聚集生活着不少来自西方的胡人，他们有的开店经商，如李白诗中西市酒肆的胡姬；有的善于辨识玉器宝石，如温庭筠文中的崇贤坊“胡人米亮”；还有的因才能而任职于中央机构，如在司天监工作并终老于长安的波斯人李素。在长安城中，除儒道两家和本土化的佛教寺庙以外，祆教、摩尼教、景教等祠寺也多元并存。西安地区出土的唐代文物中，时常能看到深目高鼻的胡人陶俑和充满异域风格的实用器物。对此，英国学者威尔斯在其著作《世界简史》中评价：“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时，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更是将唐长安城称为“国际间著名的人物荟萃之地”。
长安是一座艺术流行之都，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包容必然促进艺术鼎盛，艺术精英们在帝国都城精心创作了许多被后世视为巅峰水平的作品。大量壁画、书法、雕塑散布在城中各处供大众瞻仰欣赏。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夏，在秘书省任校书郎的段成式与朋友利用闲暇时间游览长安寺观，相约每15天游览两所，随游随记，并且作诗相和，留下了著名的《寺塔记》和系列诗歌。诚然，书中记载的内容今日已不可见，但据其中描述仍可想象其精彩。如靖善坊大兴善寺曼殊堂“工塑极精妙”，长乐坊光明寺“文惠太子塑像，举止态度如生”，平康坊菩萨寺吴道子所画仙人“天衣飞扬，满壁飞动”，透过当年直观的文字，我们可以想象帝都长安的雕塑与壁画绝不在敦煌莫高窟之下。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在长安城中任祠部员外郎的张彦远写成了《历代名画记》，在该书卷三中重点对西京长安城中的壁画与书法进行了记录，比之《寺塔记》更为详细，如亲仁坊咸宜观“三门两壁及东西廊，并吴（道子）画……殿前东西二神，解倩画。殿外（东西头）窗间写真及明皇帝、上佛、公主等图，陈闳画”“秘书省：薛稷画鹤，贺知章题诗，在东秘书厅”。今天的西安碑林中，聚集了唐长安城被毁之后的残存碑刻，如务本坊的唐玄宗御书《石台孝经》、靖善坊的徐浩《不空和尚碑》、通化坊的颜真卿《颜氏家庙碑》、亲仁坊的柳公权《大唐回元观钟楼铭》……俨然成为唐代长安书法的集中顶礼之地。
唐代以后，原本在长安的书画典籍随着沧桑离乱而散布收藏于全国各处，有些还漂洋过海流落异邦。阎立本《步辇图》今藏北京故宫，李隆基《鶺鴒颂》今藏台北故宫，欧阳询《梦奠帖》今藏辽宁省博物馆，颜真卿《自书告身帖》今藏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韩干《照夜白图》今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长安中书省所发皇帝敕令与东市刁家印刷的日历今藏大英图书馆，《开元水部式》唐残本今藏法国国家图书馆……在日本正仓院所藏的物品中，有些饱含唐风唐韵的精美器物也是长安所出，它们或来自大唐皇帝的赏赐，或采购自东西两市，这些器物在当时的长安富贵之家或许并不鲜见，然而被遣唐使带入东瀛后，却被当作珍宝收藏流传至今。
遗宝频出 长安的文物发现
长安是一座名符其实的文物宝藏城市。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唐长安城就位于今天的西安市主城区，它的遗址就与今天繁华的城市相叠加。据考古勘测，在现在西安市区没有被近现代人类活动扰动的区域，一般在地下0.5至1米即为唐人生活的地面，这让常人难以置信。新中国成立至今，伴随着城市考古和建设开发，唐人埋藏的各种物品也在这里被不断发现……
1953年，西北大学修建东操场时，发现了储藏有4245公斤100余万枚铜钱的唐代钱窖，这里是太平坊故址；1959年7月，西安市建设局在明城墙外东北隅修建下水道时，在一处圆形窖穴内发现11尊汉白玉密宗造像，这里是长乐坊故址；1960年春，西安冶金学院（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师生在校园内植树时，从地下挖出近50公斤的黄金箔，这里是亲仁坊故址；1970年10月，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发现两瓮一罐1000多件的金银玉器珍宝，即震惊中外的“何家村遗宝”，这里是兴化坊故址；1974年5月，西安市南郊东八里村施工工地出土隋代铜鎏金董钦造像一套，这里是昌乐坊故址；1979年和1981年，西安交通大学校园基建施工时，分别发现3件套装银盒和6件玉簪头，这里是道政坊故址；1983年，西安公路学院（今长安大学）校园施工发现两尊高1米有余的白石天王造像，这里是永乐坊故址；1985年3月，西安火车西站北部基建工地，发现33件“官”字款白瓷窖藏，这里是修德坊故址（有学者曾推测为安定坊，今据卫星遥感复原图更正）……这些重要发现中的很多文物精品至今就陈列在博物馆中向人们展示着故都长安的富丽辉煌。
国家昌明，宝藏存护；国家贫弱，宝藏流失。我们更应当铭记，在晚清时期，不少外国人游弋在唐长安城故址，搜罗攫取了大量中国文物运往海外。1902年，日本人冈仓天心、早崎梗吉威逼利诱无知寺僧骗购了唐长安城光宅坊遗存的25尊极其精美的佛教造像。如今，其中15尊被陈列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展厅中，与游人两相注视之间，这些来自长安的大唐遗宝仿佛在无声控诉……
赓续永生 长安的后世流传
唐代人仿佛知道这座城市会名传后世而不朽。他们在当时就有意或无意间不断把长安的一切记录得详细备至，除前文所述的《历代名画记》《寺塔记》等文献之外，生活在开元盛世的史官韦述还整理了《两京新记》，记录两京城市的总体状况、建筑具体位置和传承顺序。唐代之后，历代文人学者也不断努力搜集这座曾经显耀于世的帝都在现实和文献中的蛛丝马迹，并不断增补考证记录：北宋宋敏求作《长安志》、吕大防绘刻《长安图》，南宋程大昌作《雍录》，元代骆天骧作《类编长安志》，清代毕沅作《关中胜迹图志》、徐松作《唐两京城坊考》……新中国成立后，众多学者对唐长安城的科学发掘与深入研究，更是获取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与长安有关的人和事不断被创作成各种文艺作品诵演流传，古朴而恢弘的现代经典建筑作品在这片土地上诞生。一千余年来，大家以各自的热情和方式不断记录长安、注解长安、赞颂长安。很大程度上，大家赞颂的已不仅仅是这座古城，而是它所在的大唐，对长安的追忆即是对国家盛世的向往，长安已经成为盛世的文化符号。
有人说：“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在。”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文化生生不息，长安，也必将永恒存在。
（来源：“西建大艺教中心缪斯花园”微信公众号）
（特约撰稿：崔凯；作者单位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原标题：《中国教育报》：说不尽的唐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