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苗勇
晏阳初（1890年—1990年），别名晏遇春，四川巴中人，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特聘顾问，中国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先驱，与陶行知并称为中国平民教育的“南陶北晏”，与梁漱溟、卢作孚三人并称为“民国乡建三杰”，与爱因斯坦一起被美国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评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晏阳初担任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等要职，将他在中国定县探索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经验推向世界。他的足迹遍布第三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以自己的理念与思想改变了上亿贫苦民众的命运，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著有《平民教育的真义》《农村运动的使命》《告人民语》（与赛珍珠合著）等著作。晏阳初毕生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事业，形成了简单实用、便于推广的教育方法，向实践要真知、在实干中造福的乡村改造道路，提出了“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学习观。这种学习观及其实现途径，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晏阳初一生尊崇“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思想。他结合儒家的民本思想、基督的普世思想，同时受到了乡村苦力们的深刻影响，提出了“除文盲，作新民”的新思想、“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主张、人民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他认为只有民强才能国强，强民才能救国。他一生都矢志以平民教育启迪民智，以自己的言行唤醒民众，以“不流血”的方式达致强民救国的伟大目标。他为此而秉心直行，终生不悔。
而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的出身与成长经历有关。晏阳初出生于四川巴中的书香世家，自幼跟随身为塾师的父亲熟读孔孟。14岁又入阆中天道学堂接受西学，17岁到成都华美学堂进行系统的西学训练。蜀道自古难行，多有凶禽猛兽，在动辄数日数月跋山涉水的求学路上，他常与那些苦难的“背二哥”（挑夫）为伍，所以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深入中国的苦力世界，深感苦力们之劳苦。在阆中天道学堂求学时，受到以“谋勇俱绝”著称的满清第一名将杨遇春影响，自行改名“晏遇春”，要救万民于水火。1913年，他考入香港圣保罗书院（香港大学前身），后又进入美国耶鲁大学读书。在行万里路中，他见了万里风物，同时也有万民之困苦，同时深感祖国积弱积贫，在耶鲁主修政治经济学，立志改变祖国面貌。那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密切关注时局的变化。在耶鲁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天，他就以教育秘书的身份，奔赴法国战场，为华工当翻译、写书信，教那些目不识丁的华工识字读报，并编写出版《华工周报》。某一天，他收到一位华工来信：“你自办报以来，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你的报太便宜，恐怕以后不久会关门，我愿把战争中存下的三百六十五个法郎捐给你办报。”晏阳初读信后深受触动，并于此发现了“苦力”的“力”，让他久埋心中的济世理想找到了突破口，立志一生不当官、不发财，献身于开发民智，以达成从小立下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救世目标。开智济世，强民救国，这就是晏阳初学习观的主要内容，也是他人生观中的重要思想。
“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孔子语）。晏阳初从小就崇尚惟实惟用，一切言行都特别贴近生活。他说：“我所学所做都是围绕着更好的让广大平民开启民智、造就新民而展开”。他从日常生活以及报刊杂志中，挑选出最为常见的汉字，编成《平民千字课》，作为平民教育的教材。从不识字的人只要每日学习两小时，连续学习四个月，就可以达到读书写信看报的水平。
这就是他所编教材中的内容，简明易懂，琅琅上口。孔子认为天下所有的人，不分地域、贫富、老少、贤愚，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正是所谓“有教无类”。晏阳初把这种教育思想提升到涉及到所有平民的革命性高度，以普遍性的方式开启了中国当时的民智运动。他将所有未受过教育的底层平民作为对象，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贩夫、走卒，不分男女老幼和年龄大小，只要他们愿意学习，都可以随时随地参加免费的学习。
晏阳初特别注重一个人当有系统学习的观念，只要有组织有系统的学习，就可以收到实效。他从回到中国的那一天开始，就立志将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打造成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晏阳初的教育思想，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一大发现”——脑矿、“两大发明”——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三大方式”——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四大教育”——文艺、生计、卫生、公民，“五个结合”——与实际生活、理论与实践、科学与农村实际、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个人与集体的结合 ，“六大建设”——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他在深入调研、统计分析认为“贫”、“愚”、“弱”、“私”是民众主要毛病，所以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让普通民众识字，再系统地实施“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攻愚，培养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攻穷，培养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强健力;以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团结力。通过实施四大教育，从而开启民智，造就新民。在河北定县试验时，他专门创办了适宜农民阅读的《农民周报》，打造了流动图书馆，搭建了农民剧台，开办了最早的农村广播电台，这些在中国都是史无前例的创举。一种学习思想与教育思想是不是可行，特别是自成体系的思想是不是具有可操作性，成为了是否可以取得成效的关键。晏阳初的教育思想是博大精深的，同时又是简明易学的，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所以在中国和世界各国都可以推广，并取得了特别明显的效果。
“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孔子语）。晏阳初特别重视向实践学习、向民众学习，他说：“要想‘化农民’，就必须‘农民化’”。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什么是教育》）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晏阳初当年携碧眼金发的妻子许雅丽和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毅然离开北京，带领一大群有志知识分子走出书斋，来到定县进行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实验。他们住农民房、穿农民衣、吃农民饭，与农民打成一片。他们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虚心地向农民学习，甘当小学生。为拉近情感，从不抽烟的他，拿起呛人的旱烟管，猛吸几口，并说“味道不错”。在这十多年里，他以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创办了一个“人类社会实验室”，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化农民”就须“农民化”的重要理念。
“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晏阳初始终以“人”为航标，相信人的尊严和价值及其重要意义。他在定县农村改良动植物品种，由平教会亲自引种试种，让农民自行择优选择优良品种，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他举办了多个实验农场，改良当地的猪种和鸡种；他还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科学养猪、养鸡、养蜂，组织农民自助社、合作社，开展信用、购买、生产、运输等经济活动，进行多种多样的“生计训练”。同时，他会慢慢让农民自己进行组织——不是被救，而是自救；不是被教，而是自教；不是带给农民知识，而是让农民慢慢地有所认知。晏阳初说：“我们下去不是救农民，一方面我们要向农民学习，因为有很多东西我们并不知道；另一方面，也是让农民自己去救自己，使自己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完善的人”。言传身教，以人化人，以具有境界的自我为标志，同时也让他们自身成长和发展，既具有外在的压力，也有内在的动力，在他们身上实现强大的造血功能，所以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晏阳初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同时接受了西学的熏陶。他称自己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相结合的一个产儿”。
晏阳初崇尚创造，学习西学，却并不迷信西学。在《“平民”的公民教育之我见》中，认为教育要适合各自国家的情况，“有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环境，亦当有我国所特有的公民教育，方能适应我国的需要。要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公民教育，非有实地的、彻底的研究不可”。他并不反对外国优秀的东西，但主张对本国历史文化环境务必彻底研究，求得公民教育的根据；对于外国东西亦可引为参考，以期适应世界的潮流。
“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概念不足以概括我的思想与事业。”他说。美国曾经系统地引进“定县经验”，有效地降低了文盲率。自鸦片战争开始，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学等多方面思想汹涌而来，中国成为了一个接受者，是西方“小学生”。而晏阳初具有探索性和开创性的实践，则揭开了中国经验反向传播的序幕。在如何对待中外文化和思想传统的问题上，兼收并蓄，去旧创新，成为了晏阳初的重要思想主张。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并且一直都做得相当的出色。一百多年以来，有的人主张全盘西化，有的人主张自我封闭，而晏阳初中西兼融的主张，不仅是相当实用的，同时也是特别科学的。
晏阳初具有很强的使命感和救世观，他一生所服务的是世界上最让人忽略的底层劳苦大众。他所主张的学在于用，以用提升学，始终将自己的所学和治学，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高度统一起来。晏阳初的教育思想和学习观念，已经跨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跨越了种族和阶层的界限，达到了一个人类和世界的高度，成为了20世纪早期和中期“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实践者。
（本文作者：苗勇，系《晏阳初》一书的作者，知名作家，四川省总工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