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18年，“国家分配论”问世61周年。社会前进，历史发展，年轮飞转了61圈。可是，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这一理论对财政学界的重大贡献。也不会忘记这一理论的创立者-我的父亲许廷星。父亲辛勤耕耘了半个世纪，他的学术、教育成果，自有学术界去评说，那”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科研精神自有他的学生去传承，我想记录下来的，是一个女儿心目中的父亲。
都说父爱如山，而我心中的父爱远重于山，父亲就是我的天，是我最崇拜的人。父亲离开我们快二十年了，可是我心中珍藏的回忆，却越来越温暖越来越鲜明：他坐在书桌边，凑近那台用了多年甚至有些昏黄的台灯，专注地翻阅书籍，批改论文的身影;他坐在那把藤椅上，带着满足的微笑静静地看着我们谈笑嬉闹的情景;我每次离家时他那让我心痛的眼神，都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心里。其实，父亲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他每时每刻都在我的身旁，用慈爱的眼神守护着我。
父亲的书柜几乎保持原样。母亲把他的获奖证书和奖品也装了进去，满满的，全都是父亲的遗物。我一年回去一次，打开书柜，一股熟悉的气味扑面而来，把我带回到过去的岁月。
年轻时的父亲
叛逆者
父亲出生在一个以“耕读传家，世代书香”为家训的封建家庭。从小饱读诗书，写得一手好字，可惜见过他字的人不多，一个偶然的机会留下了他的两幅墨宝。父亲一生两袖清风，这两幅字正如他谦虚谨慎的人品一样，是留给我们的至珍至贵的文化遗产。
爷爷许诲卿，是个读书人当过私塾先生，擅长书法，经常有人求他写匾和对联，听说乐山大佛寺至今还有他的墨迹。后来与人合伙开煤矿，凡有盈利即用来购买土地，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成分，地契钱财全数充公，关押交待余财期间病死，亦有说饿死，到底是病死还是饿死目前无法考证。据说当时的工作组组长是父亲姐姐的儿子，姓王，在我父亲的书房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蒙，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土改前三年卖掉了土地，开盐场租给别人经营，自己收取租金，土改时被定为资本家成分。后任乐山师范学院党委书记，2002年死于肺病。我对这位从未谋面的堂兄充满了好奇，遗憾没能采访到他。
父亲从未对我说起过爷爷，也许是感情复杂的缘故吧。我在父亲的笔记本里发现了这样一段话：“我虽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家庭，但我对这样反动的家庭并无所留念，我厌恶这种剥削过生活的家庭生活，我今天更鄙视这种家庭，更认识清楚了我家庭所过剥削生活的罪恶。”父亲是老幺，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哥哥毕业于四川大学数学系，后回乡做了数学教师。因和爷爷共同生活，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成分，他的几个儿女都失去了上学的机会。父亲见哥哥的儿子许溯善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就把他接到重庆，供他上了大专，毕业后在成都仪器厂当了几十年工程师。我的这位叔伯哥哥，同辈人中排行老七，我们都称呼他七哥。他对我父亲的感情极深，绝不亚于我们这些子女。
父亲很早就接受了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他的书房里全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哲学之贫困》、马恩的《共产党宣言》、布哈林的《史的唯物论》、郭沫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等进步书籍。父亲的书房是孕育革命思想的摇篮，他姐姐的儿子们经常溜进他的书房偷偷阅读，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了地下党员，他们都承认幺爹(我父亲)是他们接受新思想的启蒙人，听乐山来的远亲讲，土改抄家时，家里被挖地三尺，但工作组看了父亲的书房后马上封存，明令没有政府的许可不准动一纸一笔。亦有另一种说法，七哥当时住在老家，见到很多农民见啥拿啥，珍贵书画毁于一旦，重要文献丧失殆尽，郭沫若赠送父亲的对联也是在那时不明去向的。
父亲最受爷爷奶奶的宠爱，也最有叛逆精神，大学毕业后即靠工资生活。听母亲讲，爷爷奶奶见母亲知书识礼、善于女红、还会管家，很是喜欢，曾想留她住在家里，劝她不要跟着父亲在外受苦。可是，母亲虽然成长在封建家庭，却也是女高毕业的知识女性，她向往新生活，对剥削生活没有半点留念，毅然决然跟父亲一起，离开了封建大家庭自食其力，当了一名小学教师。母亲和父亲风风雨雨相守了几十年，养育了四个子女。父亲去世前两年，电视台为父母亲举办了金婚典礼。我从未见过父母卿卿我我，曾以为他们是平淡夫妻。父亲去世后，母亲说了一句话让我很吃惊，她说：“我的人生也完了!”要不是亲耳听闻，绝不敢相信要强的母亲会说这样的话。突然发现父母的感情非常深，深得让人感动。
淡泊功利
那些参加了地下党的侄儿侄女们，解放后都成了共产党的中级干部或高级干部，可是父亲却成了一个“臭老九”，从不攀权附贵的父亲渐渐与他们失去了联系，至今仍与我家保持亲密联系的只有七哥许溯善。其实父亲也有当官的机会，刚解放时，刘伯承亲自签署任命他为西南财政委员会财政处处长。西南财政委员会撤消后，拟任命他为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他自己放弃了副局长的职位，主动来到西南财经大学当教师，从此专心致力于财政学的研究，为我国的财政学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很庆幸父亲选择了学术研究这条路，不然就不会成为“国家分配论”的创立者。这个选择也是必然的。父亲在解放前就关心国家的财政问题，经常在媒体上撰文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的财政金融政策，是他的价值观做了这一抉择。而且，父亲秉性善良为人厚道，认死理不会变通，更适合于作学术研究，不适应风云变幻的政界。
一本封面破旧的学习笔记，纸张已经发黄，所幸页数齐全，笔迹清晰，记载了父亲在五十年代写给党组织的入党申请书和自传，让我了解到许多事实真相。父亲一生都在追求进步，他亲眼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厌恶旧家庭的剥削生活，同情劳动人民，支持共产党，做了很多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党的事。中学时代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书籍衣物被校方搜查没收、并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发传单贴标语、发展进步同学参加抗日后援会;为了掩护上级派来的同志，出资让其扮做卖纸烟和糖果瓜子的小贩;高中时为抗日学生进步组织代售杂志等，曾受到反动分子的怀疑和监视，还受到反动教官的威胁;就读四川大学经济系期间活跃于抗日宣传队，曾去看望入狱的地下党同学，并接济棉被和零用;毕业后被四川省银行录用，抗战胜利后兼任重庆相辉文法学院经济系和重庆正阳法商学院经济系副教授及教授，还担任重庆《大公报》经济栏主编，撰写经济社评;内战时期因批评国民党的财政政策而受到警告。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影响了他一生，解放后父亲多次提出入党申请，可是组织说，留在党外比在党内起的作用更大，因此一直 没能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父亲也许是带着遗憾离开的。以前我不理解：不想当官入党干什么?现在才在日记中读懂他，原来是一种从青年时期就追求的信仰，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多都不会明白。
父亲晚年患多种疾病，仍然日以继夜伏案工作。终于有一天，脑血栓击倒了正在逐字逐句指导博士生论文的父亲，他倒在了书桌旁…。与病魔搏斗了两年，终因能量耗尽，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晚十一时四十分，父亲带着对财经科学的不舍和一生的辛劳疲惫静静地长眠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财政学会、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省、市政协及民主党派送了花圈、各兄弟院校和财政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纷纷拍来唁电，成都晚报、光明日报相继发了讣告，沉痛悼念为中国财政学界作出了重大贡献的经济学专家。市委书记王少雄、市政协主席骆隆森、市委统战部部长王家善、西南财大全体领导同志、以及从全国各地专程赶来向他告别的博士研究生、西南财大的师生、生前友好等数百人出席了告别仪式。我想，足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也算是党和人民对父亲的盖棺论定吧。
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文革前，成都每年举行国庆庆典，父亲都要上皇城(现人民南路)观礼台观礼，回家时神采奕奕，胸前别着一张大红长条纸，下面剪成两个角，上面写着“观礼证”三个字。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仰视戴着大红观礼证的父亲，如同见到电影中的英雄，对父亲的崇拜，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吧!
父亲不是一个能言善辩之人，他做人低调，学问高深却从不夸夸其谈自我吹嘘，正如他经常告诫我的那句话：大智若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的笑容消失了，他变得日益沉默，校园里红卫兵的口号声响成一片，每天都有“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批斗，女教授被剃成了阴阳头，男教授被戴高帽游校园，甚至有些子女开始写父母的大字报。父亲在房里踱来踱去，显得心情沉重。由于精神抑郁，他在文革期间得了严重的支气管哮喘，有几次甚至晕倒。万幸迎来了改革开放，父亲才能把余生贡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
文革结束后的一天，突然有个海军军官模样的人来访，那天正好我也在家，亲眼目睹了那百感交集的场面。只见那军官伸出双手激动地叫了一声∶“老许!”父亲怔在了那里，像是回到了久远的过去，突然他眼睛一亮∶“老张!”猛地疾步向前紧紧握住了来访者的双手，然后两个双眼湿润的男人久久地拥抱在了一起。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也被这个场面深深地打动了。后来听他们的交谈才知道，来人叫张启钰，是父亲在四川大学读书时的同学，中共地下党员的身分暴露后，是父亲送给他盘缠撤离，后来参加了重庆舰起义。由于撤离川大后的一段时间与组织失去联系，文革中被关进牛棚受到审查，平反后第一个想见的就是我父亲。这件事情父亲从来没有提起过，如果没有张启钰的来访，也许永远不为人知。父亲一辈子谦虚谨慎，从不吹嘘自己的功德来换取名利，我理解他更崇拜他的高尚人品。
父亲还有个四川大学的同学叫彭绍庭，在学期间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在一个单位任党委书记。因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忍受不了饥饿开了一个家庭小旅馆，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因此而失去家庭幸福。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候彭叔叔经常孑然一身来我家蹭饭，一进门就叫：“胖子!胖大嫂!”父亲年轻时偏胖，大学时要好的同学都这样叫他。彭叔叔最喜欢吃的是萝卜炖棒子骨，那时的棒子骨根本没什么肉，但是萝卜和汤却鲜美。彭叔叔咬一口滚烫的萝卜，大赞一声：“烫得好!”引来父亲一阵快乐的笑声。透过热腾腾的蒸汽，看到彭叔叔的脸由蜡黄变得红润，他和父亲谈笑着，自然而亲切，这一幕定格在我幼小的脑海中，随着大脑的成长而变得愈发深刻。他们年轻时曾有过共同的追求和理想，仅此一点便足以超越世俗的偏见，毋庸讳言，这种友谊是崇高的。而对落魄的彭叔叔而言，父亲的家是他唯一的温暖去处吧。
父亲几十年如一日的沉静稳重、随和大度。不论是学校的教职员工还是邻居，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他的态度都是那么和蔼可亲。父亲在西南财经大学工作几十年，学识人品都有口皆碑。父亲的追悼会后，有一位老前辈激动地对我说：“我在西南财大工作几十年，从未见过许老这样壮观的追悼会，自发地来了那么多的人。”
学习笔记里，还记载了1952年7月三反后的思想总结。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不善于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在头几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候，别的同志对我提意见，有条有理，如数家珍，到我提别人的意见时，由于我平时粗枝大叶，没有掌握住别人的工作、生活学习和思想情况，临时搜索枯肠，结果一条意见也提不出来，提出来也有点不痛不痒，不着边际。”看到这里，父亲的窘态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眼前，这是他为人处世的真实写照，不是刻意装出来的，而是一个善良厚道的人自然流露的本性。父亲对所有的人都充满善意，说话时面带微笑声音平和，从未与人红过脸高过声，更没有恨过谁。他的眼里装不下别人的缺点，心里留不住恨。当我自己经历了许多之后才明白，像父亲那样与人为善，需要多么开阔的胸襟才能做到啊!他经常告诫我：“退后一步自然宽。”可惜我没有遵循他的教诲，以至在人生的路上摔了很多跟头。
在父亲眼里从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对地位高于自己的人从不巴结讨好，对劳动人民则尊重谦和。自然灾害时期，父亲在洪河公社下放过。一天，有个农民找到家里来，说是洪河公社的，当年曾救过我父亲的命。父亲一时反应不过来，来人提醒说：“你忘啦?有一次你遇到一条蛇，是我帮你打死的。”父亲听后笑了说：“对了，是有这么回事。”然后拿出一些钱来递给来人说：“谢谢你，这是一点心意。”母亲说：“你不认识来人，为什么给人钱呢?”父亲说：“那么远来一趟不容易。”我知道，父亲是对他劳动过的那片土地和那方人有深厚的感情。
母亲常说：“你爸爸走路都深怕踩到了蚂蚁!”虽然，这话说得有点夸张。不过，父亲确实宅心仁厚，胆小怕事。经常告诫我们不要在外面看热闹，不要与人发生争执。可是，当我遇到什么难事时，父亲总对我说：“别怕!有我在，谁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奇怪的是，文弱的父亲总是带给我莫名的安全感。
游览草堂
父慈子孝
那时候，家里吃完饭就摆开棋盘，开始是两个哥哥联合大战父亲，后来是两个哥哥对弈，父亲在一旁观战。突然听到哥哥们大喊：“不准悔!不准悔!”，于是，便听到父亲快乐的笑声：“嘿嘿嘿”，那种热烈温暖的气氛真让人怀念!
周日，父母带我们去杜甫草堂或武侯祠游玩。平素安静言语不多的父亲，到了这两个公园后，话好像变多了，看着对联有时呈沉思状，有时读出声来;“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将来治蜀要深思”， 还把意思讲给我们听。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学生，听得似懂非懂，却也略知：即使是诸葛孔明也非完人，连年征战非以仁治蜀也。那段时间的生活很平静，感到一种浸润到心里的快乐温馨，让我留恋至今。
父亲从不打骂子女，话不多却一句重千钧，四个子女都非常尊重他热爱他。我家四兄妹，物质缺乏的时候，家里有什么东西都分成四份，我从不挑选总是最后一个拿，每当这时，父亲就会笑眯眯地摸着我的头说∶“还是我的大幺女乖。”得到父亲的赞扬，心里喜滋滋的，自然而然想要做得更好。父亲的这句话影响了我一生，从不与哥哥妹妹争东西，这是父亲教给我的美德。
也许是这方面的原因吧，父亲在四个子女中最疼我。因此我有幸能跟父亲去参加政协的年会，跟他去看川剧，那时政协每月都要赠送戏票。我们这一代人喜欢川剧的不多，我就是那不多之中的一个，这是常和父亲看川剧培养起来的兴趣。记得有一次父亲事前把票给了我，还是小学生的我攒在手心里，走着走着不知什么就弄丢了。刚开演就有一个中年男子拿着票要求对号入座，父亲让我拿出票来，可我翻遍了口袋都没能找出来，方知弄丢了，显然是那个人捡到了我的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争执起来。但是，父亲没有责难来人半句，立即要我让了座，叫我自己回家去，好在离家不远。戏没看成还孤零零地走回家，那个懊悔、那个委屈至今也没有忘记。
十多岁的时候，我特别爱看小说，看得入迷。母亲让我洗碗，我心不在焉地甩水碗也落地摔碎;母亲让我看着炉子上蒸的饭，我沉迷于书中世界，忘得一干二净，母亲回来一看，锅已烧得通红，从此再不敢让我做任何家务。父亲常对我说：“看30分钟就要休息眼睛，不要看成近视眼了!”我记不住，父亲就来提醒我：“休息会儿，出去看看远处。”有时见我没有开窗，赶忙过来帮我打开，真是无微不至。父亲的关怀没有白费，我现在65岁，两只眼睛都是1.5，而且几乎没有老光。前两年去医院检查眼睛，护士吃惊地说：“你不会是熟记了视力表吧?”倘若父亲天堂有知，一定很欣慰。
父亲很爱整洁，任何场合都穿戴得整整齐齐，从未见过他衣冠不整。他的言谈举止温文尔雅，几乎所有见过他的人都留下深刻印象，说：“你父亲气质非凡!”。我的中学老师对我父亲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父亲和她谈话时咳了一口痰出来，附近没有痰盂，父亲便从衣服口袋里掏出叠成四四方方的手巾，打开来轻轻接住嘴里的痰再叠起来。父亲年轻时爱穿白色西装，后来穿蓝黑灰三色中山装。不论穿什么都有大家风范。父亲80岁生日时，我买了一件他喜欢的深蓝色细呢子短大衣，从日本寄给他。那时他已被脑血栓击倒，试穿后高兴地说：“刚好一身，她咋知道我的尺寸!”父亲把衣服的面料捏了又捏，说：“好面料，现在穿可惜了，等病好了再穿，”可惜他再没有机会穿。我知道，父亲高兴的是：衣服是女儿买的。每每想到此事，就追悔莫及：“为什么早没有想到买给他?那时我满脑子都是工作和孩子，现在才饱尝子欲养而亲不待的苦痛。
父亲是个地道的四川人，可特别爱吃面食。那时为了母亲上班方便，我们和母亲住在财大的城里宿舍宽巷子，父亲平时住在大学校园内的教工宿舍，周末才回家。每年寒暑假我都要去大学校园住，周末和父亲一起回家。在将军衙门站下了公交车，车站旁就有一家小小的山西刀削面馆，客人坐了满满地一屋，显得很拥挤，好不容易找到座位坐下来，热气腾腾的刀削面端上桌，面上浇有炒得香脆的肉哨子，还有绿油油的豌豆尖，面嚼起来特别筋道，是我吃过的刀削面中最好吃的。几十年过去了，别说面馆早已无影无踪，连街道都改变了模样，街面扩宽了很多，两旁建起了现代的房子，可是，我至今也忘不了那个又小又旧却经常热气腾腾的面馆，忘不了和父亲一起吃刀削面的温暖气氛。父亲还喜欢吃水饺，我当姑娘时什么家务活都不会做，可为了让父亲在家里也能吃上饺子，我学会了做水饺，这是我特别感到欣慰的一件事。没想到，几十年后，在日本教日本人做饺子，还上了报。
父亲最爱吃的还是烧辣椒。肉厚的大青椒或红椒，放到火上烧熟之后去皮去籽，将椒肉撕成一片片，拌上酱油、醋、熟油辣椒、再加点糖调味，是父亲百吃不厌的佳肴。父亲的支气管哮喘严重后，母亲怕刺激他的咽喉引起哮喘，不给他做这道菜了。父亲有时趁母亲不在家偷偷烧辣椒吃，还拜托“刘关张”到大门口替他放哨。所谓的“刘关张”，是近邻三家各有一个男孩子，年龄相差不大，三人经常在一起玩，父亲见到他们就打趣：“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这件趣事，父亲去世多年后，“刘关张”还对我说起：“许伯伯烧辣椒吃，怕张老师回来撞见，叫我们到大门口放哨。”富有童心童趣的父亲真可爱!
父亲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下放过农村，回来后身体很瘦弱，母亲想法买到一只鸡炖了汤，事先告知我们;“这是给你父亲补养身子的，小孩子没有份。”饭桌上，四双小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装鸡汤的碗，父亲慢慢端起碗来，快到嘴边时，看了看眼巴巴地我们，把端起的碗又放了下来，叹了一口气说∶“不给孩子们吃我吞不下去。”结果还是一人一碗，一锅鸡汤眨眼之间见了底。此情此景刻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至今仍感到温暖，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记忆犹新。
父亲最喜欢一家人热热闹闹团团圆圆，看着我们说说笑笑，看着我们高高兴兴地围着桌子吃得香，他总是满足的微笑着，满眼都是慈祥的父爱。我们四兄妹参加工作之后还是在家吃饭，不交伙食费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有一天在饭桌上，父亲对母亲说：“孩子们都回来了，多做点好吃的嘛。”辛勤持家的母亲终于恼了：“你以为有多少钱呢?这个大伙食团该散伙了!我管不了，谁来管?”无人请缨。最后推给了妹妹，妹妹平时要帮妈妈做家务，好像继承了母亲勤俭持家的美德。可是，那个月才25号就没钱了，妹妹忙不迭地交权，把母亲乐得呵呵笑。从此后明白了，要喂饱我们几张嘴不是易事。其实，父亲去世前的基本工资也就一千多元，教师提工资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父亲一生从不把钱财放在心上，更没有做过金钱的奴隶，他直至去世也没有弄清过家里的存折还剩多少余额。在“向钱看”的今天，更是找不出几个像他那样清高的人了。
父母亲金婚纪念
书生意气
我家四兄妹，有三个都经历了上山下乡。大哥是文革前的大学生，被分配到专业完全不对口的县级企业。后来考上了四川省抗菌素研究所，成为一名研究员。二哥上山下乡时，母亲不舍地说;“我养他!”可是父亲坚决地说;“跟着党走没有错。”于是，二哥成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之后又轮到我，当时大专院校的子女都被下放到高寒山区。父亲沉默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服从了政府的安排。他说;“当社会青年没有出路，还是要跟党走。”于是，1972年我跟着西南财经大学下放到雅安专区荥经县。那是个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很出名的县，因为本来就遭灾，县长还谎报产量，导致很多人饿死，有的农家甚至绝户。县长因此被绳之以法。那时候，父亲三天两头寄一卷《文汇报》给我，隔一天必能收到他一封信，千叮咛万嘱咐关爱之情溢于言表。内容无非是要我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争取尽快得到“毕业证书”，还有就是要注意安全注意身体健康。半年后，我参加公社的文艺调演，被借调到县文工团，父亲的报纸和信还是没有间断过。
不久，我被推荐参加1973年的高考，我觉得试题非常简单，不到时间就交卷，监考的县中校老师都在传：“县宣报幕的知青要上学了!”可是，张铁生的白卷打破了我上学的美梦，因为我正好属于那种劳动时间短，考试成绩好的“白专”典型，据说那次高考成绩越好越不敢收。从希望高峰跌落到失望底谷，我消沉了好些天。父亲回信了，不要灰心!还有机会!其实，他也许比我还难受，只不过担心我一蹶不振，故作乐观罢了!
我想买把小提琴，父亲接信后即汇款给我。男孩子们都私下议论，说我在成都肯定有男朋友，而且是有工作的。有人假装无意间问起，我说是父亲寄来的，谁都不相信。这攀山涉水要一个多星期才能到达的父爱，给刚离巢的我，带来无以伦比的温暖和强有力的支持。这条连接我们父女的文字纽带，一直延续了3年零10个月，直到我结束知青岁月调回成都。
我当知青期间，父亲只要看到家里人浪费就会说∶“知青辛勤劳动一天才能挣两毛钱，你丢掉的是他们一天的工分。”后来有关系的人一个个都调回了成都，父亲也开始着急起来，日夜为我担心，成天坐在书桌前的那把圈椅上，双眉紧蹙，闭目沉思。有次跟一位老同事提起我，还流下了眼泪。后来请西南财大的知青办出面脱离了县宣，回到生产队务农一年多，才终于被调回了成都。可进的却是一家比农村还要艰苦的纺织厂。1977年开始恢复高考，我还在厂里当三班倒的生产小组长，也去应试并上了分数线，参加了体检，厂里都在传：某某人要上大学了。77年高考分数没有公开，我有些担心，要求父亲为我找关系。可是父亲生气地说∶“这是文革之后第一次恢复高考，大报小报都在宣传强调杜绝开后门，我怎么能够反其道而行之，去破坏党的招生政策呢?”结果我没被录取。事后请招生办的老师去查，才说我有两封黑信，那种情况下没有时间核实，被搁到了一边。与73年那次形异质同，有时候让人不得不相信命运的安排。这一次父亲用沉默代替了语言。单位的党组织找我谈话了，“上大学不是唯一出路，你不要辜负组织对你的培养!”一句话挽救了一个几近崩溃的年轻人。后来我入党提干，在职读了电视大学中文专业，父亲那个高兴劲儿就毋庸赘叙了。二哥在财贸干校(后与省委党校合并)入了党时，父亲也高兴地说∶现在我们家有两个党员了。”
1986年底，当父亲听说我以陪读身份去日本时，很不情愿，担心地说：“你放弃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去当家庭主妇有什么好?”不过迫于夫妻两地分居的现实，还是让我去了日本。行前一再嘱咐：“万一遇到什么事，赶快到大使馆去要求保护，就说你是共产党员。”光阴似箭，这一去就是30年。第一次携子回国探亲是六年后，我在日本筑波大学取得了地域研究(比较文化)硕士学位，就职于一个与中国关系友好的桥梁设计公司，为厦门海沧大桥这个项目提供技术咨询服务，从前期调查到通车剪彩做了十年翻译。就在我最忙的时候，父亲病倒了，儿子年少，我牵挂着两个最亲的亲人，在大洋两岸穿梭。我曾经希望父亲和母亲来日本住一段时间，一是便于治疗二是免得我两头牵挂。可是，父亲连想都没想就坚决地说：“日本有什么好?我不去!”这就是我的父亲!几十年了一点也没有变，他爱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爱得死心塌地。他放不下他的学生，放不下他的财政经济研究，放不下他辛勤耕耘几十年的光华园。
全家合影
子欲养而亲不待
懂我者莫过于父。有委屈走到他面前，未曾开口，眼泪便像断了线的珠子般落下来，一面说一面哭，说完哭完心里感到特别舒畅，就好像事情解决了一样，从小到大都这样。父亲总是静静地听，脸色总是那么平和，眼神总是那么慈祥，从不中途打断也不指责教训，事后提出几条参考意见让我考虑。他对我的理解和包容，无人能及，即便母亲也不能代替他。他卧病在床期间，我几次利用出差之便回国探望他。不过每次只能短暂地停留三五天。有一次，在病房里陪伴父亲时，又有朋友来邀约我出去，父亲不太情愿地说：“又要出去啊?”我说：“坐在这里你又没有话说。”出口即悔，父亲沉默了。第二天当我离家去机场，向父亲辞行时，他看着我，一动不动，说不出一句话来，眼里全是不舍。瞬间，愧疚、心痛、一齐涌上心头，一时间泪如泉涌。我是一路哭到机场的，到了机场立刻接通了家里的电话，听到了父亲熟悉的声音，叫了一声：“爸爸!”便泣不成声，我断断续续地哭着说：“对不起，我不该顶撞你，请你原谅我!”父亲用熟悉的语调说：“唉，做父母的哪会记恨自己的孩子呢!”
1997年9月底，父亲走了，带走了全部的爱。我没能见他最后一面，甚至没能参加他的追悼会。我-一面哭一面写纪念他的文章，写完已泪流满面，满纸都是自责和悔恨。那时我想向父亲的在天之灵，也向天下人诉说我无尽的哀思。自父亲离去后，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落泪了，泪腺好像干涸了。母亲去世时我也没能哭出来。有时候憋屈得快要喘不过气也哭不出来，无数次地想：要是能像以前那样痛痛快快地流泪多舒畅啊!当我的儿子成家立业，自己也退休赋闲之后，老是想起我的父亲母亲来，他们对子女无私的爱，他们的教诲，他们的音容笑貌，总是让我情不自己泪湿眼眶。
父亲80岁寿辰
父亲看报纸的模样经常浮现在我眼前，年轻时戴着眼镜看，老了之后取下眼镜看，看得仔细专注，逐条逐句地看，重要文章还剪下来保存。特别是晚年，父亲患了白内障，看报纸的时候眼睛就睁得特别大，看得吃力而专注。母亲是个小学教师，也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平日里不免唠叨，父亲总是专心读他的报纸，绝不对答一句，实在听得不耐烦了，就放下报纸说一句∶“哎呀，你不要这么唠叨行不行?”母亲一看父亲“生气”了，就停止了唠叨。父亲从未对母亲红过脸，更没有听他们吵过架。我感谢父母亲给了我们一个和睦的家庭，让我们充分享受了家庭的温暖和幸福。特别是在父亲晚年，经常对我们说∶“你妈妈辛勤操持家务，我的成功有一半是她的功劳。”真应了“家和万事兴”这句名言。
父亲不仅是个优秀的学者，还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他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最有学识，最谦虚、最厚道、最无私、最善良的人。如果有来世，我还做父亲的女儿。我衷心地感谢上苍让我拥有这样一位父亲，也为自己是父亲的女儿而自豪。当我走过大半个人生，见识了形形色色之后，才刻骨铭心地体会到：父亲留给我们的，点点滴滴都是金。
许 蓉
2107年3月28日于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