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以“汇智聚力·建言四川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2020年四川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专家论坛在成都举行。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田为 摄
11月19日至20日，2020年四川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专家论坛在蓉举行。省内外8位专家在论坛上先后发表演讲，为四川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
通过整理逾5万字现场演讲实录，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发现，专家们对当前省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4个热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新三线建设”、成渝一体化发展、居民收入增长给予了不约而同的关注。他们怎么看这些热点?四川高质量发展如何趁热打铁、乘势而上?我们对专家观点进行了梳理和集纳，敬请关注。
11月15日，历经8年、31轮正式谈判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这意味着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终于宣告诞生并正式启航。“作为大型区域自贸协定，RCEP的重要性仅次于WTO的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它为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扩大进出口贸易，奠定了新制度基础。”论坛现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吕政对RCEP的签署予以了高度评价。
“RCEP的签署，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送来了及时雨。”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CEO汤继强认为，RCEP将使西部陆海新通道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的作用进一步加强，RCEP让四川站在了对外开放的最前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进一步强调，作为西南地区增长极，四川将由此在战略上取得一定的先机。
RCEP让四川有了战略先机，但要将优势变为现实，刘元春认为川渝地区还需要继续扩大进出口的规模。“整个四川和重庆进出口总量占GDP的比重只有17.9%，全国的平均值是31.8%，四川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近14个百分点。”刘元春说，去年四川在全国的进出口比重为2.15%，重庆为1.83%，加起来也才3.98%，大大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四川或者成渝地区要成为进出口的高地，必须把进出口比重提升到7%以上，这对四川的进出口增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也表达了与刘元春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尽管从全国来看，四川的进出口份额占比不大，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也较小，但越是这样，就越要坚持把对外开放的大门打得更开，坚持扩大出口，不能因此放弃四川过去多年占领的国际市场。
“东盟十国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整个印太地区占世界贸易额的比重，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刘元春建议，四川乃至川渝地区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来进行布局，要认识到未来五年我们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能再简单延续过去格局，要针对局势和目标变化而变化，才能进一步深化开放发展。
“新三线建设”，是学界近期热议的话题——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以川渝为代表的地区，是否会获得更多国家重大项目投放?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给出了积极的答案。“中央一系列会议传递出明确信息，我们的发展不仅仅要更加有效，还要更加安全。这就要求我们在核心产业和关键技术上有一个全面布局，而这个布局会在区域空间上有重新考量。”
在他看来，川渝地区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基础。这不仅因为西部发展是中国最大的回旋余地之所在，更重要的是，两地在核工业、航空航天、能源化工等产业领域都有涉及。而这些恰恰是下一步重点投入、重点布局的领域，“在军民融合等战略上，在一些尖端技术研发应用上，川渝地区都应当起到排头兵的作用。”刘元春认为，川渝地区毫无疑问会是这次“再布局”的重点区域。
这不仅意味着会有更多项目在川落地，刘元春甚至把它和三线建设、西部大开发等历史性机遇相提并论，“在兼顾发展与安全的战略理念支撑下，川渝地区将被赋予全新的战略内涵和支撑。”他认为这将有助于四川成长为新的增长极。
这也对四川提出了新要求。刘元春建议四川一定要在“安全”上做文章，一定要在关键产业布局上有整体设想，要对原来的一些产业构思有所调整，而不能墨守成规，一味聚焦传统产业承接，进行单一的供应链、产业链布局。他建议四川要关注逆全球化、区域主义替代多边主义等现象和趋势，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重新思考自身乃至川渝地区的定位和新比较优势。他特别提到四川可关注相关行业建立“备胎方案”的行动，从中寻找合作机遇。
西南财大西财智库CEO汤继强认为，要抢抓相关机遇，四川依然要把交通摆在首要位置，提升内联外通水平。具体来说，要加强规划建设成渝中线等高铁，推动成都同周边城市交通网络建设，尽快形成1小时通勤圈;要高标准建设铁路运输干线网络，逐步形成多向出渝出川通道;要着力打造国际航运和物流枢纽，加强成渝航空运输体系统筹和港口分工协作，统筹规划国际多式联运集疏系统。不仅是交通，汤继强还建议要统筹推进深化改革，探索区域协调新机制，从而让各种生产要素更流畅地在圈内外流动、双循环互动。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是全球趋势，也是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题中之义。但在论坛现场，多位专家都谈到了如今两地在一体化方面碰到难题。
“一个明显现象是双城(联系)不‘紧’，相向而行还需持续着力。”省社科院党委书记李后强认为，当前两地仍存在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存在“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让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无法发挥最佳综合效益。西南财大西财智库CEO汤继强也提到，探索经济区和行政区适度分离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何破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谈了三点建议：
推进两地招商引资政策的均等化。“对同一行业的招商引资，成渝两地的土地价格要‘一个价’，不要恶性竞争。”杨伟民认为，这样市场主体才能不受各地政策影响，选最适合产业发展的地区来布局，从而推动成渝两地形成各有特色的产业集群。说到这儿，他特别提到关于“成渝产业同质化”的争论，他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同质化关键看产业分类的大中小，从大类上看同质化是很正常的。”
推进两地落户政策的一体化。“上午在成都有人问我，‘十四五’工作首先该干什么?我说让农民工市民化。”杨伟民认为川渝都要把农业转移人口定居落户作为城镇化的首要任务。他特别提到成都对人才的吸引力很强，但不能只要白领，不要蓝领。“城市是由不同职业的人口组成的，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今后可能是谁拥有更多的年轻工人，谁就会拥有制造业的未来。对持有重庆身份证的人口，在成都应该可以得到同样的市民待遇，反过来在重庆也一样。”
推进两地空间规划的一体化。杨伟民认为，要站在经济一体化和空间高质量发展的高度，来编制一体化空间规划，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按各省市行政区来层层编制各自空间规划。“空间规划是属于经济区的事，按照行政区编的空间规划，未来协调难度很大，很可能会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带来不必要的一些新障碍。”
此外，杨伟民还围绕成渝两地“加快与周边中小城市协同发展”分享了他的观点。在他看来，这需要成都划定发展边界。但这个边界应是通过城市规划、通过划定不可开发的基本农田和生态空间来明确，而不是简单粗暴地限制城市人口规模，“当成都的可开发建设用地不足时，产业必然会向周边中小城市布局。”他同时建议用放射状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加强周边中小城市与成都的联系，这样可以更好发挥成都的辐射作用。
收入分配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未来5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明确指出，尽管东西部存在发展梯度差异，四川也一样必须和东部同步迈入高收入水平。这对收入分配提出了新要求。
论坛现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强调，四川要形成新的收入分配格局，这是新发展格局下四川要做的一项重点工作。
新的收入分配格局新在哪?首先就需要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杨伟民指出，如果仍是保持居民收入增长同经济增长同步，意味着分配格局很难有所变化。为此他建议，四川的“十四五”规划，应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这样一个目标，并明确提出到2035年实现两个翻番——一个是居民收入翻番，一个是中等收入群体翻番。“过去我们认为，只有经济增长了，居民收入才能增长。但在目前我国这种生产力大于消费力的格局下，只要消费增长了，GDP必然增长。”杨伟民认为，提出居民收入增长这样一个目标，既蕴含着GDP增长的目标，而且也可以避免过去把GDP增长作为核心目标带来的一些弊端，体现以人为本的政策导向。
收入分配新格局，不仅新在增速上，还新在要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少数人极为富有，大多数人收支预算紧张，并不符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方向，而且会导致生产过剩。”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吕政指出。
一个是企业主和普通工作者的收入差距。吕政认为，所有制结构变化是收入差距扩大的基本原因，所以要从现代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上入手，不应用小农经济私有观念来理解产权民营化，“资本的集中化不等于资本必然和必须向少数私人集中。应当推进企业法人资本集中化与自然人产权分散化统一于一体的民营企业产权制度。”
另一个难点是城乡差距。“我国还有6亿人月平均收入不到1000元，这一庞大群体主要集中在农村。”吕政指出，农村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过低，导致城乡收入易出现差距加大趋势。四川可以探索以多种形式提高农村投入产出的增加值率，以此作为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市场的重要途径。
在农民增收问题上，杨伟民建议从户籍制度等相关改革入手，推动农民在城里落户买房。在他看来，如果农民依然无法在城里买房，那还是会继续把一生积蓄用于在老家盖房子，那些房子只会不断贬值，“应该让农民工市民化，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在城市买房拥有财产性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