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GFCI28）发布，按照营商环境、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声誉等指标，该报告对全球121个全球主要金融中心进行了评价和排名，共有111个金融中心进入榜单，全球前十大金融中心排名依次为：纽约、伦敦、上海、东京、香港、新加坡、北京、旧金山、深圳、苏黎世。
2008年春节前，美国《时代》周刊编辑迈克尔·艾略特在他的文章《三城记》中，用一个新词来形容世界当时的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纽伦港。分别指纽约，伦敦和香港，近年来，随着亚太地区金融业的发展，东京和新加坡也进入国际金融中心行列。
在今年3月公布的报告中，香港从第三滑到第六，被东京、上海、新加坡三座城市超越。此次香港尽管超越新加坡，较上期排名上升一位，但两者只有1分之差，上海超越东京挤进前三，却也只高出1分，深圳继去年9月第26期之后，再次进入TOP10，位列第9，全球金融中心城市竞争异常激烈。
而在进入榜单的12个中国内地城市，发展也参差不齐。TOP10中，包括香港在内，中国囊括四席。广州滑出前20，成都、青岛则跻身TOP50，显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南京、西安、天津、杭州、大连、武汉尽管进入榜单，排名却较靠后。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由英国智库Z/Yen集团发起，旨在对全球主要金融中心进行分类、评分和排名，自2007年3月开始，该指数开始对全球范围内的金融中心进行评价，并于每年3月和9月定期更新，以显示金融中心竞争力的变化。
2015年9月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首次在中国发布，发布城市选在了深圳，彼时中国内地只有上海、深圳、北京、大连4个城市入榜。2016年9月，在人民币正式被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前夕，该指数在上海发布，青岛成为新入榜城市，也是从这期起，该指数由Z/Yen集团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共同编制发布。
中国的金融发展举世瞩目，如何从金融大国进入到金融强国，或是下一阶段中国金融发展的重点。
（2020年9月25日，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发布，深圳位列全球十大金融中心城市之一。图为深圳中央商务区（CBD）夜景。）
在不久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发布的《径山报告》中，提出要完善开放统一普惠的跨境投融资体系，构建开放多元、功能健全、富有弹性、竞争力强的外汇市场体系，建立以人民币金融资产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曾在两三年前提出过这一观点，“这是金融中心的特色问题，也就是‘要建设怎样的国际金融中心’。”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解释说，目前，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中心一定是在纽约，以英镑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中心一定是在伦敦，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亟须建立以人民币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中心。
“前期我们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注重在境外的推进，比如将香港作为最大的人民币离岸市场来看待，新加坡目前也在争取人民币的离岸市场功能，但这些都是离岸市场，人民币的主市场一定是要在中国。”刘晓春说。
在刘晓春看来，人民币国际化除了要在交易中以人民币为主，还应实现人民币成为外汇储备货币，在国际投融资过程中，可以用人民币贷款、发债。此前，引进更多的外资机构，是中国一些城市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重点。但刘晓春认为，金融中心和其他市场不同，并非仅仅依靠招商引资就能建设完成，即使吸引来外资金融机构，如果没有储蓄，没有金融产品交易，没有国际的投资人和融资人，依然不能称之为国际金融中心。
“什么叫国际金融中心？就是在国际上，至少在一定区域内能够形成融资、投资和金融交易的中心。”刘晓春表示，有了投融资，才会有避险需求，比如期货需要和一些金融衍生品进行对冲。“这样形成的具有功能性的市场，才叫国际金融中心，而不仅仅是由金融机构的数量和金融交易的规模所决定。”
在中国内地，第一个提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并成为国家战略的是上海。2009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提出2020年上海将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去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年）》，未来上海将形成包括全球资产管理、跨境投融资服务、金融科技、国际保险、全球人民币支付清算、金融风险管理与压力测试等在内的六大中心，并形成国际一流的优良金融生态系统。
“当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正处在提升功能和竞争力的关键的时期。”上海市副市长吴清在不久前的一个论坛上表示，上海将以提升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为核心，以扩大对外开放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关键，全面强化上海配置全球金融资源的能力。将进一步优化与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增强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定价能力，打造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中心。
开埠百年，坐镇长三角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固然有着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天然优势，而越来越多的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也将建设金融中心作为发展目标。无论是早早进入榜单的大连、青岛，广州，还是后来居上的成都、杭州，西安，以及全岛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海南省，或以区域金融中心自居，或以自贸区为契机整体推进，或以某一金融业态作为突破口，都纷纷加入到金融中心的争夺战中。
在西部三大“网红”城市中，重庆、成都、西安都提出过金融中心的目标。最终，重庆在吆喝“建设内陆国际金融中心”多年后，终于将这一目标上升为国家战略。西安则找到丝绸之路金融中心这一定位，力争将丝绸之路金融中心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而来自成都官方的定位则是“建设西部金融中心”。三个城市围绕自身定位，各自推进。
杭州却在金融科技领域另辟蹊径，发布《杭州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建设专项规划》，明确提出将杭州打造成为“中国金融科技引领城市”和“全球金融科技应用与创新中心”。
纵观目前几大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新加坡、迪拜等都是自由贸易港，全岛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海南很容易被视作国际金融中心的有力竞争者。今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重点围绕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分阶段开放资本项目，有序推进海南自由港与境外资金自由便利流动”。“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被解读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举措，按照《方案》“三步走”发展目标，这一目标将在第二阶段即2025～2035年实施完成。
从规划角度，各大城市围绕金融中心布局各有侧重，但从中国金融发展角度，这么多的城市建设金融中心，是否会带来新的泡沫？
“金融中心是城市不断演化过程中更高级的形态。”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金融与现代产业研究所所长刘国宏对此表示理解，在他看来，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需要空间的产出不断提升，而金融业态可以达到这种效果，配置金融资源意味着拥有主导权，就能分享整个资源配置过程中最高的剩余价值，金融中心可以汇聚大规模的资金到一个城市，发挥巨大的规模效益，带来极高的经济产出。
这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得到了有力印证，在此次疫情影响下，实体经济受到冲击，很多城市都是金融业一枝独秀。以北上广深中，上半年唯一实现GDP正增长的深圳为例，各项经济指标中，除固定资产投资以外，另一项正增长就来自于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显示深圳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实力依然强劲。
毗邻香港的深圳同样表露出建设全球金融中心的雄心，早在深圳市“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就提出“建设国际化金融创新中心”。在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驱动”战略下，今年深圳市提出了建设“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和“全球可持续金融中心”两大定位。
（最新一期全球前十大金融中心，中国囊括了四席：上海、香港、北京、深圳。图/视觉中国）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王福强看来，深圳提出的两大中心目标，符合国家赋予的战略定位，也会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发展目标形成正向的支持作用。
在2019年2月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深圳的定位为“发挥作为经济特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引领作用，加快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努力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在这里，‘创新’是关键词。”王福强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解释，未来深圳的发展，将逐渐迈向高端服务业主导的创新型经济阶段。就支撑实体经济的金融业来说，也会加速与科技创新的融合。“如何实现金融与现代科技的相辅相成，是深圳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
2020年5月，为贯彻落实《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深圳出台了行动方案，制定了50条措施85项任务。在深圳市福田区金融工作局局长朱江看来，未来10～30年，金融中心竞争的焦点就在金融科技，在金融科技领域，深圳早早就开始布局。
按照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纽约在金融科技领域排名第一，其次是北京、上海、伦敦和深圳。金融科技不光成为中国城市布局的方向，也是世界金融中心城市关注的重点。
“金融中心不是规划出来的，也不是出来的，而是市场选择出来的。”在刘国宏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得益于赛马机制，从这一角度，各大城市确定一个目标，然后竞相发展，这是好现象。
一般来说，各大金融中心城市都是先从制造业开始，带动物流和商业的发展，待到服务业繁荣之后，金融才开始登场。美国的华尔街国际金融中心、伦敦国际金融中心、日本国际金融中心都是这种发展轨迹。按照规划，今年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基本完成之年，不同于纽伦港的市场选择路径，新加坡那种政府主导的模式是否可以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路径？
对此，刘晓春表示，尽管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最初是由政府主导建设，但在市场规则、法制建设、加强监管等方面，完全遵照市场体系来建设。在规则制度方面，上海还存在差距。
刘晓春曾在香港和上海工作生活过多年，深感两地的品味性格及做事方式极为相像，非常务实，非常讲规矩，遵从契约精神，也很精打细算。在他看来，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近100年来整个中国和亚洲政治经济的变化的必然结果。
从地理位置来看，上海作为中国海岸线的中心，是长江的出海口，经济辐射可直接面向全国，而香港过去只是偏安一隅，辐射能力有限，在地理条件上，上海更胜一筹。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封锁，香港成为中国唯一一个对外的出口。在中国与世界长达数十年频繁的往来中，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逐渐形成。
（2000年10月3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里的打电话的“红马甲”交易员。图/视觉中国）
“作为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香港不仅具备发展世界级金融中心的最佳区位条件和制度条件，而且还有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王福强表示，香港有完善的法律体系，系统、严明、高效并符合国际惯例的金融及经济监督机制，拥有灵活、高效的货币调控体系，能够充分、合理、公平竞争的商业银行体系和证券公司体系。与此同时，香港的金融市场交易成本很低，金融交易量大，香港金融业的关联行业蓬勃发展，使得金融交易的税收低，时间快，形式灵活多样，金融市场发达。
（1955年7月3日，香港证券交易所内，繁忙的生意人或通过电话、或相互攀谈，随时关注股市变化。图/FOTOE）
“在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总体布局中，上海和香港有各自不同的定位，香港的地位难以撼动。”王福强表示，中国70％的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香港市场流入。作为自由贸易港，以及长期形成的法治环境，其他城市打造的国际金融中心只能与香港形成差异化互补关系，谋求多赢。
在香港巨大的辐射效应下，深圳则选择了一条独树一帜的经济发展路径。由于处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这样一个对外的窗口，对于各项事业发展都给予极大的政策倾斜，深圳的金融业和制造业、商业得以同步发展。
彼时，很多香港金融机构都看好庞大的内地市场，纷纷在深圳建立办事处或分支机构，大量的外资进入深圳。1981年，南洋商业银行率先在深圳特区设立分行，打破当时国有金融机构一统天下的格局。
外资金融机构在带来国际先进经验的同时，也为深圳金融业的发展提出了建议，对此，广东省和深圳特区政府海纳百川，化为特区建设的实践。在南洋商业银行创办人庄世平的建议下，“允许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在特区设立”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中，香港的银行和香港的保险公司进入深圳。
外资保险机构能进入，民资也开始涉足保险业，1988年，中国第一家民营保险公司平安保险从蛇口工业区起步，在短短数十年，成为世界级的保险巨头。
真正让深圳金融业实现跨越的，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中央将两大证券交易所分别设在上海和深圳，不但承担了为中国资本市场改革探路的职能，也为两大城市集聚了大量优质的上市公司。金融业态的种类，金融机构的数量和金融交易的规模，都得以迅速提升，令沪深两城在金融发展上遥遥领先。
“香港和深圳，分别代表了国际金融中心的两种模式。”在朱江看来，前者是纯金融中心，大机构大资金，金融业务占比很大，但主要是服务金融本身。后者金融聚集和资金量相对较少，却是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将金融当成了一种高端服务业。
2020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突出强调了跨境金融这一议题，王福强认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建设的细节图，《意见》重点主要在探路境内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从而实现《规划纲要》对大湾区在金融方面的最终定位——建设国际金融枢纽。
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全新维度下的深港合作，迫切需要打破两地要素自由流动障碍和制度软环境落差。从深港通到“深港澳金融科技师”专才计划，以开放为导向，深圳全面对接国际化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全面实施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放宽港澳专业人士执业许可，推进国际贸易便利化改革，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深港两地，应各取所长，以深圳为通道，打通国内外资本市场。”王福强说，在金融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更多的是突出融合发展的概念，深圳和香港的差异化发展也主要体现在发挥各自在金融领域的基础优势。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格局可能是在大湾区范围内，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作用扩展辐射到整个大湾区，使大湾区形成以香港为核心、影响力进一步提升的深港国际金融中心。
在王福强的愿景中，通过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在大湾区实现资金自由进出，金融市场统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以香港为核心，港深广澳互动的金融新格局。
今年9月，由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四地联合成立的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在广州揭牌。“在大湾区内，广州、深圳等城市具有实体经济和科技发达的优势，而香港和澳门则有资本市场和开放优势，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作为一个平台，将便捷四地整合资源，反哺实体经济发展。”王福强表示，湾区经济一体化只会加强香港的地位，而不会起到削弱或此消彼长的作用。在人民币还无法实现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中国若想打造“全球金融中心”，还需要金融制度框架完全开放的香港地区来辐射和带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