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印度大恒竺成律师事务所顾问、盘古智库印度研究中心研究员 李钦]
有件事初次听来可能略觉荒诞：中印关系遇冷，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的业务却有所增加。
原因也容易理解，在印度出台各种政策对中资实现“法律合围”的情况下，不少中资企业陷入在印度的法律和财务纠纷。
印度的政策“说变就变”，但很多企业对上下游产业链的投入以及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却不能立即终止，即便是决定退出印度市场，也需要走完漫长的法律程序。
而对于那些无法立即放弃印度市场的企业而言，如何绕开印度法律对中资的限制，除了在规划阶段要大费周章，更难受的是可能需要找印度当地的合资伙伴，通过出让部分利益，来避免印度政府的反制。
可能这局面不是中国网友们想看到的，然而事实如此。毕竟中国企业在印度已有数百亿美元的投资和利益，日后可以不再加码，而现有的存量不是说断就能断的。
从纵容民众公开打砸中国产品，到官方封杀多款中国App，印度政府可能给外界留下全面打压中资、中企的印象；实际上，对于不同的中资、中企，印度政府的相应策略也是有区别的。
自2020年3月以来，印度接连出台了各类“组合拳”，在各个领域对中国背景的企业进行限制：
而中国企业在印度的利益版图，可以简单分为对印度出口贸易（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拥有较大贸易顺差）、在印度进行工程项目的承包和施工、互联网及应用出海，以及在印度和本土设立的工厂（如汽车、机械、电子、太阳能等）四大类。
对比印度政府针对中国企业的“组合拳”，不难看出，前三类是受到印度直接冲击和影响最大的行业，而第四类即在印度设立工厂的中资企业，虽然由于疫情和上述清关、进口限制等原因受到影响，但目前印度政府尚未直接针对此类企业出台直接的限制性政策。
加上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纳拉亚南（M.K.Narayanan）于8月3日在美国媒体节目中表示 “印度无法完全切断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他还称“两国不是敌人”，这就让人不由产生了疑惑——难道印度对中资的态度是“打一巴掌，给一个甜枣”，或者就是“精神分裂”？
其实这可以归结于印度对中资的“两分法”：即区分在印度设厂的中国家电、汽车、机械制造等需要投入大量真金白银创造很多就业岗位、且不能说撤就撤的实业投资，和“轻装上阵”，甚至不需要在印度设立实体就能吸引百万级乃至千万级用户的App这种互联网投资。
而对于中国在印度的工程类企业，印度政府则将其视为来赚印度钱的“包工头”， 并有“店大欺客”之感，认为中国企业不干自有其他国家的工程企业抢着来干，因此对中资工程类企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多有歧视性政策。
印度自2014年以来，一直推行“印度制造”计划，最近又提出了“自力更生”计划，也就是印度希望在工业领域发力，提振经济的同时创造就业，成为全球制造和出口大国。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虽然近来以Facebook、Google乃至KKR资本为代表的美国企业，向印度通信企业和科技领域下了超过200亿美元的重注，但终究美国是无法帮印度搞工业化的，而中国在制造业方面，不论从经验、技术、资本还是管理，无疑是一个理想的学习对象和可依赖的合作伙伴。
根据商务部的数据，中国对印投资已超过80亿美元，在印完成基础设施建设超过500亿美元，为印度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但在印度政府的“两分法”看来，一方面中国企业在印度设厂还不够多、产能转移和本地化程度还不够全面，中国品牌在行销印度、占据市场领先地位的同时没有给印度带来相应的就业和利税；另一方面，中国通过质优价廉的产品，在两国的贸易中享有巨额的贸易顺差，而中国的工程企业由于“基建狂魔”这一全球无与伦比属性带来的经验和施工效率，也从印度手中赚取了大量的订单和外汇。而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更是基于在中国试验、运营的经验，在出海印度后，获得了大量忠实用户。
由此就不难理解印度政府出台上述“组合拳”的动机，即希望取“软硬兼施”的策略，对中国企业进行“过滤”后挑选出可以“深耕”印度市场的企业，并再行“同化”此类中国投资。
具体而言，对于实业，印度政府的最优目标是希望中国找印度本土企业合资，和印度企业进行深度绑定，如此就可以绕开未来种种诸如政府采购限制、抵制中国货等烦心事，但这样势必会减少中国投资者的自主权。虽然这样才会让印度上上下下放心，但中国企业很难接受，并且实际中找到合适和靠谱的合作与合资对象也非常难。
印度政府的次优目标则是希望通过关税、进口限制及本地生产补贴，以吸引欧美工业巨头乃至用“挖墙脚”的方式拉拢因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而退出中国市场的那部分外资企业到印度，从而倒逼中国配套厂商同样在印度加码，实现印度的工业化升级。
对于App这种轻资产的行业领域，印度的态度其实从去年20国集团大阪峰会上的表现就可见一斑。
印度在数据自由流动问题上持保守甚至是反对的态度，强调应当将数据存储在本地。印度政府甚至认为数据跨国间的分享与流通“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从数据贸易中获利”，而发展中国家需要时间来训练、建设数据基础设施，从而克服数字经济上的短板，只有这样才能营造数字经济领域的公平竞争。
这就不难理解印度为何会不经事先通知、听证等法定程序，直接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将拥有数千万用户的中国App直接封禁。因为从其“二分法”出发，其首先认为中资App在为印度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以及在印度创造的就业和利税，与其从印度市场获取的利益相比严重失衡；再次，其认为与其把中国背景的App搬到印度来，还不如投资于印度本国的App，比如接受巨量中国风险投资的印度国民级应用Paytm及Zomato等，都没有在此次封禁名单之列。
而对于全面限制中资参与各种类型的政府采购项目，我们不知道印度政府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即中国工程类企业的报价相比于印度本国和欧美日韩企业，一般都是价格最低，且经验和资历也是最为丰富的。并且在国际招标中，有中国投标者的存在，势必对其他投标者产生压力，他们为了中标，只能降低报价。
但本政策一出，不难猜想，缺少了作为“搅局者”中国企业参与的招投标项目，印度的公共财政资金可能将为完成同样的目标而付出更大的代价，而这部分代价最终到了谁的腰包，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对于印度而言，在经济和投资领域打出一套攻势凌厉的“组合拳”倒是简单，而经贸交往一旦脱离了“在商言商”的轨道，接下来的一地鸡毛如何收场，后果恐怕将超出印度政府的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