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魏荣欢
编辑丨王一然
老菜市场没什么新鲜风物。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广场附近的羲之路上，从南到北，只有300米左右，被居民区和几所学校环抱，人们上下班接送孩子，在这儿买菜路过，唯一惹眼的可能是周围的18个垃圾桶，其他街道上只有五六个——这里几乎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也制造成批量的垃圾。解决这些烦恼的是个穿着橙色制服的环卫工，每天清晨4点之前，他准时出工来清扫，人们出门上班时，这条路恢复了热闹，垃圾全都消失，街道变得干净整洁。
几乎没人知道他的名字，也没人记得他皮肤的颜色，有人说他1米8，有的说1米7。很多人印象里，他总是笑眯眯的，一个人负责整条街，有时菜市场的摊贩们图方便，把垃圾直接丢在门口不管，他过来默默扫干净：卡在绿化带里的，找夹子夹、用手往外抓。谁家拖不动垃圾，他也总要搭把手。附近的海鲜炸货店开了二十年，老板娘见了一茬接一茬的环卫工，却记住了这个老头，有的环卫工会因为商户乱扔垃圾争执，但他“从不跟商户吵架”。
2020年12月29日，临沂下了冬天的第一场雪。当地气象局把这一天称为“2020年以来强度最强、影响范围最广”的低温雨雪天气，连发三道预警信号。人们的注意力都在雪上：羲之路菜市场显得比平时乱一些，垃圾桶里堆满了杂物，路边垃圾也堆得到处都是，它们都被雪盖住，成了大大小小的白色小丘。
菜市场最北边的垃圾桶边缘，多了一坨长长的“雪丘”。有些居民冒雪匆匆而过，扔掉手里的废物，以为那是没被清理走的垃圾——第二天，居民们才知道，那里躺着的，是清扫垃圾时，倒在风雪里的环卫工。
老刘倒下的地方。那天用的扫帚还在原处。图/魏荣欢
“那个扫垃圾的”
羲之路的人们讲述那场大雪间死者的经历时，“那个扫垃圾的”面目才从模糊到清晰，被一点点刻画还原。和他关系最近的人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他“老刘”。2020年12月29日，凌晨3点多，住在隔壁的工地推泥民工，听见门“嘭”地被关上，老刘出门了。环卫工人正式上班的时间是早上8点，但因为工作量巨大，他们普遍在凌晨2点到4点间就出工，才能在下午5点多下班。
羲之路菜市场南边的肉铺正对着一大排蓝、绿色垃圾桶，那是老刘的“地盘”。老板娘凌晨5点半就去开摊，老刘已经把门口的落叶和积雪扫成一堆堆小包，雪中清扫吃力，扫帚一下一下扫过，但寒风一起，又摇落满地树叶。她忍不住打趣：“你扫了也白扫，刮大风。”老刘眉毛淡，眯眼嘿嘿一笑，肉乎乎的脸颊挤出几道褶皱，又开始清理新一波落叶。伤残的右腿和咳嗽的毛病让老刘干不快，他的工友和女儿回忆，尤其进入冬天，他的咳嗽加重了，一句不长的话总要夹杂几声咳嗽。嗓子被痰糊着，说话呼噜呼噜的。
早上7点半左右，老刘干完一波活儿，回到租的平房，工友们见到他，身后的三轮车是空的，上身穿着几天前刚买的深蓝色毛领棉衣，款式年轻，尺码收身，“人老心不老”，大家曾调侃这身行头。一个工友说，老刘被叫去学校门口帮忙铲雪，刚回来。
工友马俊才租住的平房离老刘家不到20米，他也刚扫完一轮，回家歇了会儿，赶着8点左右再返回街道，大概8点10分，叫老刘一起回岗位：“走？”“走！”老刘说。
大概一两分钟，老刘就回到了羲之路菜市场。
肉铺老板韩本祥每天这时候都能见到他。他总是把整条街的垃圾填装进大垃圾桶，顺便把废纸箱、旧瓶子和传单小广告都捡出来，码在暗红色三轮车上，等上午10点干完一轮活儿空档，卖了破烂儿换饭钱。工友们和饭店老板回忆，老刘这些废品每天能换2、3块，1块钱买两个馒头、就点咸菜就是他的午餐；偶尔奢侈一把，来碗羊汤，最便宜的20块，老刘求要5块的，“汤里放点羊血就行。”每次付钱时，老刘打开一个掉光漆的铁盒，烟盒大小，再解开里面的白色透明塑料袋，数出几枚钢镚儿。
但韩本祥和老刘唯一的交集只是日常打招呼。早上8点多，老刘回来照常翻着垃圾桶，他扒着桶边缘，韩本祥嘀咕道：“这么大雪还翻什么呀！”
突然，老刘缓慢地向斜后方倒下，右手擎着一把刚捡的菜刀，没发出任何声音。
“倒了！倒了！”韩本祥叫着跑过去。倒地后的老刘眼睛微闭，嘴巴张得圆圆的，往外吐白气，嘴唇上留下点点白沫，右脸颊一道新鲜的伤口微微渗血。韩本祥喊他，他没搭腔，韩本祥立马打了120。
时间是8点42分，老刘返工半个小时左右。
雪片不停打在老人已经青紫的脸上。
商户们聚集围观，犹豫着不敢挪动他，怕是脑溢血，有人给他身体盖上了纸板和塑料膜，头上罩了掰掉一面的泡沫箱子。老刘手里的菜刀被拿走，手臂被重新摆回身体两侧。
韩本祥的肉铺正对着老刘倒下的地方。图/魏荣欢
当天盖在老刘头上的塑料泡沫盒被丢在花池里。图/魏荣欢
雪天的救护车比平时慢，1.7公里足足走了20多分钟。
老伙计马俊才从另一条路跑过来，“下好大的雪，我以为只是咔（滑）倒了，一块走（出门）的，人就不行了，太意外了。”马俊才说，医生从救护车上走下来，翻开老刘的眼皮看了看，又拿出仪器摆弄了一阵，最后摆了摆手。他想起半个月前做的体检，报告说老刘除了有点血压高，没其他大毛病。
人群在救护车走后散了。老刘的遗体留在原地，等待法医和殡仪馆的车。附近居民经过时，并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两小时后，法医来了，初步鉴定为心肌梗塞。遗体被装进一只拉链袋子，放进棺材形状的铁盒里。老马一直陪着，把工友送到医院太平间。
环卫工们平时少有时间聊天。只有在夏季炎热长夜，才会坐在院子里“拉呱”（聊）两句。老刘以前当包工头发工资、结婚之前会织布，翻来覆去讲。老马回忆，老刘是个能人。自己搭线安电炉子，别人丢掉的马扎子在他手里能焕然一新；养老金要涨了，也是老刘从那部“拨的那种”手机上看到告诉他的。
老刘去世第二天就被推上了热搜，短视频评论里，全国各地的网友为他感到难过，觉得他“太难了”、“被关怀得太少了”，并对环卫部门的招工门槛和福利机制提出质疑；羲之路很多商户居民们看到新闻，在清扫了三年多垃圾后，终于知道了“那个扫垃圾的”名字：刘汝祥，男，1951年出生。
老刘的女儿回忆，他不喜欢在农村老家呆，觉得得不到尊重，在2020年冬天临沂的第一场大雪里，老刘去世了，也终于得到了他一辈子所求的最多的尊重。
老刘的三轮车和清扫工具。图/魏荣欢
“不好好上学，以后就打扫卫生”
老刘并不是第一个发生意外的环卫工。七八年前，工友老焦清扫时，被一辆大货车碾过，他负责的启阳路东段与老刘负责的地方纵横交错，老马接过来扫，一干干到现在；前两年，老马的老伴儿做环卫工时，一辆汽车冲入非机动车道，把她的腿撞断了。“干我们这种工作的撞了就撞了，很多命提溜着。”老马口气平淡。他现在又接替了老刘的活儿，一天扫两条路。
名字是最不重要的。据当地工作人员描述，环卫集团里一半是“老×”，负责扫马路；另一半的“小×”们，大多负责考勤、开清扫车和行政，朝九晚五。姓前加一个“老”再带上负责的区域就是他们的称呼，比如“菜市场的老刘”、“启阳路的老马”。
即使穿着明视度最高的橙色，老环卫工们仍活在人们视野的“盲区”。今年元旦假期后，环卫工老马吃完午饭出工，清扫启阳路时，垃圾桶里的纸片和塑料袋已经被引燃了。老马急了，朝着马路两边的商贩们大喊：“不要再扔了，这是犯法哩！”商贩们忙着理货，招呼顾客，没人回应，甚至没人看过来。“以前就有人把烧过的蜂窝煤和烟头扔过垃圾箱。”老马说，垃圾箱时常因为这些起火，白天看到还能及时扑灭，有次他早上出工，垃圾桶已经被烧坏不能用了。
在旁人眼里，环卫工是个低三下四的活儿。一个环卫工回忆，曾有家长指着他们跟孩子说：“你不好好上学，往后就打扫卫生！”羲之路附近的小区保安也看不起他们，提起去世的环卫工，光头保安看向别处，语气傲慢：“他就是打扫卫生，我看门的跟他不是一个档次。”
事实上，城市正常运转，居民生活顺畅进行，每个小区、绿化带、马路边等等，只要有垃圾产出的地方，就离不开他们。菜市场每日垃圾产量巨大，有商户为了省事儿，直接把垃圾扔到路中间等环卫工来捡；小区装修的建筑垃圾难清理，也有人偷偷倒入环卫工桶里。夏日最磨人，制服不透气，一个环卫工捂起了痱子，经常去公厕洗脸解热，还带了一个大水杯向商户们讨水喝。
但矛盾也时有发生。58岁的赵明福负责清扫启阳路西侧，片区内有所小学，他最怕学生们在校门口撕传单广告玩，纸片漫天飞舞，对他来说每一片都是灾难。他还遇上过一个卖肉的摊贩，总往地上泼脏水，叶子、纸片等碎屑都粘在地上，像贴久的膏药一样难揭。“你要是再泼水我就把水都倒你门头上去！”赵明福跟对方发了狠。那之后，对方再没泼过水。
也有环卫工曾忍不住动手。吴佃付已近70岁，他负责的片区里，一个小区负责卫生人员50多岁，经常把桶里垃圾都倒进他的桶里图省事儿，“他拉着空桶走再也不用早起来了，我得三点起来！”吴佃付说，他之前劝过几次，又发现了新垃圾，终于忍不住朝对方面门一拳挥了过去，对方理亏，没要求赔偿，也再没倒过垃圾。
少有人知道环卫工考评的苛刻。去年秋天，吴佃付午饭没吃完，就接到了考勤员的电话：“你有三片叶子没扫干净，立马整改！”他放下筷子就赶着去清理。据环卫工们描述，类似罚款一次要一二十块。
环卫工清除积雪。图/魏荣欢
环卫集团收入差别巨大：老环卫工们大多是临时工，一个月1600-1800元，60岁以上的只有一份人身意外保险；但年轻人们月薪在2000元以上，如果是重要岗位正式职工，每月能拿到4000元。
许多人提过涨工资的事。赵明福还有两年满60岁，是羲之路附近几条街道唯一一个有社保的环卫工。他负责的学校清理难度大，涨薪要求被拒绝后也不敢走，妻子、儿子都有智力障碍，要靠他养活，“干到退休生活就能有保证了，能拿到养老金。”负责垃圾站的张伟民66岁，去年年末开始罢工了一个星期。四年前，一同负责看管垃圾站的工友辞职，他开始一个人做两份工挣两份钱。但两个多月前，新来的经理认为看管垃圾一体机一个人就能干，给他减薪600块，“你要不干就算！”
负责打扫小学厕所的徐良中暂时接替了罢工的工友。2019年年末，他刚干两个月，工资就减了100块，这下挣上了双工资，“我挺高兴。”徐良中说，双工资挣不长，很快就会有新人来，“很多人回农村秋收后再回来打扫卫生。”
羲之路菜市场的商户。图/魏荣欢
死去的价值
老刘生前住的房间大概6平米，从羲之路菜市场向东走一两分钟就能到，木板床铺着薄褥子，盖着新发的橙色棉工服，工友说他还没穿过；桌箱上四处堆着生活杂物，屋里最光亮的是放烟卷的红漆铁盒。门前是条黄色窄巷，雪完全没被清扫，被车辙和脚印压成滑溜溜的冰路，斑驳着土色。生锈的铁门、木头门大多虚掩着，不能完全合上。两排平房被夹在楼房居民区中间的低洼处，这里是环卫工们的家，房租每月只要一百块。
老刘生前住的小屋。图/魏荣欢
环卫工老马的院子堆满纸箱和塑料瓶，他坐在马扎上，把酸痛的腿稍稍伸直放松。老伴儿端上午饭炖白菜，抽一片煎饼泡在里面，煎饼配白菜，或配咸菜、腐乳，几乎每家环卫工都这么吃。微薄的工资、被看轻的身份、随时到来的危险，任意一项看上去足以令人退怯，但“不干怎么吃饭？”
“吃饭”不只是自食其力的尊严，更多时候，是这些老人们晚年生命最后的余烬，“反正留着（钱）没用，小孩你不得帮他嘛？”吃最便宜的、住最便宜的，他们想尽可能为家里留住工资。
环卫工老刘生前也是如此。工友们回忆，他工资卡上的钱是不动的，只是每个月去对对数目。他曾分配过自己的存款，3万多的卡给儿子，1万多的给女儿：“挣钱和攒钱”概括了他为儿女付出的一生。
老刘隔壁的郭应学夫妻用打扫卫生的钱养活自己，因为“孩子们攒钱买房、买车都得用钱”。他们白天打扫干活，下班了还要去接小孙子放学，二儿子就住在旁边的高楼里，房租每年2万块。老刘出事后，大孙子第二天早上7点多打来电话，担心他们穿得少；有的老夫妻都做环卫工，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补贴儿子，小孙子才5岁，光咳嗽几天就花一百块钱。也有快70岁的环卫工在老家“还有更老的人要养”，老母亲90多岁，连假都不敢请，因为请假期间还要补钱给替工的人。
张世彩今年68岁，比垃圾桶仅高一头，做环卫是受不了儿媳的气。两人曾发生争执，张世彩说：“我要是死了谁给你看孩子？”“你要死了地球还不转了吗？”
张世彩一气之下出来做环卫工。但她还是心疼孩子，每个月留1000块给他们，自己只留700块。工作五年，张世彩存了12000块，觉得养老够呛，“有命好的，得病就死了，还花不着。”
在很多人眼里，“命好的”是刚去世的老刘。羲之路上，许多人觉得这次意外赔的真不少，一个饭馆老板说：“老刘真会死，死在这个地方。死家里就不能给钱，死路上就给。”还有商户觉得很实惠：“他干到90岁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老刘家人们的记忆中，他的面孔早已模糊。女儿记事起，老刘就在外面打工，东北、河南、上海，一年见不上两面——没人记得父亲爱吃什么，外孙女甚至不知道姥爷在做环卫工，以为他还在看大门。
老刘去世两天后，2020年12月31日晚上，1米8高、160斤的躯体火化完，骨灰被带回老家。葬礼在新年元旦上午举行，环卫公司董事长和经理都来参加，还带了一千块礼金。老刘的女儿说：“父亲一辈子的面子没长起来，但死之后长起来了”。1月4日，刘家拿到了62万赔偿金，包括2万丧葬费，这是老刘为家里“挣的”最后一笔钱。
羲之路菜市场附近，老刘去世的第七天，这里的雪终于化透了。他的扫帚斜斜躺在垃圾桶边的花池里，最后扫成撮儿的垃圾也终于袒露出来，被工友清理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