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还是那块地，合同还是那份合同，可王利军与自己投入全部家当改造的349.92亩土地之间，却被一堵无形的墙隔开了15年。王利军至今仍清晰记得2007年第一次见到那片河沙地时的情景——茫茫沙土，荒芜得连根草都不长。怀着把荒地变良田的梦想，他与保定市高新区贤台乡西庄村村委会签订了50年的承包协议，倾尽家产投入260余万元进行土壤改良、打井通电、修路硬化。
三年艰苦改造，这片不毛之地竟变成了亩产玉米1200斤的高产田。然而，丰收的喜悦还未散尽，2010年乡里一纸口头通知，就将他拒于自己投资千万的土地之外。没有正式文件，没有补偿方案，没有合理解释——只有一道建起的围墙和一条冰冷的封堵指令。
2007年8月8日，对王利军而言是个充满希望的日子。这一天，他与西庄村村委会签订了《河沙地承包协议书》，承包面积349.92亩，期限整整50年。面对这片荒芜的河沙地，王利军没有退缩。他筹集资金，全家上阵，开始了艰苦的土地改造工程。将沙地垫高，进行土壤改良，打出深水井，架设电线电缆，铺设灌溉管道，修建机械道路，还硬化了20余亩的晒粮场。累计投入260余万元——对一个普通家庭而言，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汗水没有白流。原本无法耕种的沙荒地，变成了亩产大豆700斤、玉米1200斤的肥沃农田。望着金色的庄稼在昔日沙地上迎风摇曳，王利军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
2010年，乡政府的一则口头通知，击碎了王利军的所有努力。他做梦也没想到，在没有任何书面文件，没有正式征地公告，没有补偿方案，甚至没有一句合理解释下，乡里工作人员仅以口头形式通知他要征用这块地。随后，更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乡里建起围墙，封堵了进出农田的道路，彻底剥夺了王利军的经营权。“就像自己辛苦养大的孩子，突然被人抱走了，连张字条都不留。”王利军声音哽咽，“我们全家投入了全部积蓄，就这样被一句话打发了？”
令王利军困惑的是，既然要征地，为何没有正式文件？既然要补偿，为何无人与他协商？他开始四处奔波，从村委会到乡政府，再到高新区管委会，十五年来反映无数次，每次都被敷衍推诿。2017年，承包地上的树木被人为破坏砍伐。报警后，村委会仅仅支付了290万元部分地上附着物赔偿款，但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损失和投资损失只字未提。
事情在2025年5月14日出现突破。王利军从乡政府获悉，他的承包土地被重新确认为252.21亩。更令人震惊的是，他发现早在2010年6月19日，也就是乡里口头通知征用后不久，村委会和乡政府就已与“长城旗下富瑞园林公司”签订了新的50年承包合同。“一地两包！”王利军愤怒地说，“我们的合同合法有效，未经解除，他们竟暗中将同一块地转包给别人！”王利军的遭遇并非孤例。
在保定市高新区贤台乡，中贤台村支书王某强和大辛庄村原村委会主任范某瑞，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领域，正成为基层腐败的重灾区。类似王利军的土地纠纷案例，暴露了当前农村土地监管的普遍问题。面对15年的维权之路，王利军心力交瘁。他计算了自己的损失：直接投资损失260余万元，加上15年来的经营损失和未来收益，累计超过1100万元。“不是我们不愿意支持发展，而是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失去赖以为生的土地。”王利军说，“我们要的只是一个公道，一个说法。”
在多件土地复垦案例中，监管层层失守，有些相关部门负责人却以“时间久了，记不清”来推卸责任。王利军的遭遇，揭示了农村土地承包领域的一个严峻现实：当基层权力失去有效制约，法律合同可能沦为一纸空文，农民的合法权益随时可能被侵蚀。“我不相信在法治社会的今天，就没有说理的地方。”王利军坚定地说。他们一家为这片土地付出了全部心血和财富，如今最大的愿望就是拿回本该属于自己的合法权益。
王利军站在杂草丛生的围墙外，手里紧攥着那本已经泛黄的承包合同。“50年的合同，才过了3年就被强行终止了。”合同第四款白纸黑字写着：“承包期内，乙方享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和收益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如今，这些权利承诺读起来像是一种讽刺。围墙内的土地，曾流淌着他和家人15年的血汗；围墙外的人生，仍在等待一个公正的回音。
来源：头条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