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朔 / 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一个被赋予更多意义的事件
如同钢铁石油是工业时代的粮食，芯片是信息产业的粮食。没有它，从个人电脑、智能手机、数码消费产品，到功能强大的服务器以及所有包含复杂计算的技术设备，都难以运转。
2017年全球芯片销售突破4000亿美元，中国芯片进口超过2600亿美元，需求量极大。但在供给侧，中国芯片自给率只有百分之十几，离“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到2020年实现40%自给率、到2025年实现70%自给率目标尚远。中国能生产全球4K电视机的40%以上、智能手机的75%以上、电脑的80%以上，但其中的芯片主要靠进口。在大部分高端芯片领域，中国基本还是空白。
正由于在芯片等核心元器件以及操作系统等方面受制于人，虽然2017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规模突破18万亿元，但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只有5.16%。从某种程度说，我们更像电子信息的组装产业。
2014年中国出台《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从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关键装备和材料四个方面作了具体规划。2015年成立了千亿人民币规模的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芯片产业被放到了中国经济能不能聪明起来、能不能支撑国家产业核心竞争力和保障信息安全的战略高度。（注：芯片即内含集成电路的微型硅片）
在此背景下，美国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通讯（下称“中兴”）直接或间接供应商品、软件或技术的封杀事件，显然会令中国举国关注。中兴事件是芯片产业的一次空前科普，而在中美贸易战的刀光剑影中，又必然会被赋予更多意义，引起更多争论。
在批评中兴的方向上，有人说中兴犯了低级错误，活该；有人说中兴就是不合规，而合规是任何公司参与全球竞争的本分；有人说中兴历年主要利润都靠政府补贴，没有核心技术能力；有人说中兴连这么重要的信息在财报中都不披露，所谓“重视投资者利益”形同虚设；国务院国资委一位研究人员的报告也批评中兴在此事件中“一系列应对都十分愚蠢和被动”，“不仅通讯产业，也不仅国有企业，国内很多企业都为中兴的短视和无诚信付出惨痛代价，我国外交形象和国家布局也不可避免受到影响”；还有人进一步延伸到中国企业习惯了机会主义，对研发没兴趣，只顾赚快钱，等等。
在另一方向上，有人说美国故意找茬，有人说美国无视中兴的努力，有人说这是促进中国发扬两弹一星精神、自力更生的重大机遇，是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成人礼。
中兴理当深刻反思。设想一家在中国的外企违反法令和与政府达成的协议而被处罚，估计没有谁会为其辩护。中兴的问题也带有“集体无意识”性质，其教训整个中国企业界都应吸取，尤其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要成就世界品牌，前提就是在世界各地要做守法合规的表率。
但美国采用封杀的办法不给中兴出路，则显然超出了就过错本身而惩戒的边界，非常霸蛮。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当地时间20日晚，美国商务部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商务部已同意在不久的将来通过非正式程序接收中兴递交的新证据。这条缝隙或许表明，封杀之门还没有关死，中兴事件仍有回旋余地。
一次让人寒心的任性
美国对中兴的处罚，不是没有依据。但纵观事件全进程，中兴所犯错误，去年3月已经被罚。当时中兴在德州联邦法院承认违反美国制裁禁令，缴纳了8.9亿美元罚金，与美国政府就出口管制调查案件达成和解。此外还有3亿美元罚金被暂缓，是否支付视乎未来7年中兴对协议的遵守情况。
今年2月底，中兴发现了新问题。事情源于中兴首席出口管制合规官和外聘的律师事务所陆续收集到信息，显示中兴原定对某些员工的奖金扣减计划未及时执行。中兴高层得知情况后，一面让律师事务所开展调查，一面进行内部核实，并主动向美国政府相关部门和监察官报告，还对相关的在职和离职员工发出惩戒信，对扣减或追索2016年的奖金做了安排。
此后，中兴向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进行了详细陈述，并附呈已采取措施的证明文件，请求给予外部律师事务所45天时间以完成相关调查（预计到2018年4月30日前）。但4月15日，BIS就激活了拒绝令，以中兴在2016、2017年两封函件中存在虚假陈述为由，彻底封杀，为期7年，另加3亿罚款。
从事实看，中兴并没有再犯什么新错，合规官和外聘律师所发现的问题，固然说明中兴对扣减奖金一事没有认真执行好，但这一问题被提交高层后，高层并未隐瞒或搁置，而是立即处置，也报告了美方。美方却勃然变色，新帐旧账一起算。罚得那么任性，完全没有时间余地，也不考虑中兴和美国诸多利益相关者的多年合作关系，更不用说顾及到中兴多达8万员工的生计，这种“决绝”让人寒心，而“决绝”背后也必定有更为复杂的情绪。
有人说美国对一而再再而三的明知故犯最反感，所以要重罚。但事实是，中兴在过去两年一直在加强合规建设，将出口管制合规作为“重中之重”，对美方的调查完全开放，邮件、服务器都开放，邮件也都遵守保持5年以上的要求，以供调查之便。2017年中兴在出口管制合规方面的投入超过5000万美元。
被罚了8.9亿美元，原来的CEO等核心高管也辞职了，众目睽睽都盯着，来自美国的调查人员随时会来，美方还手握3亿美元罚款额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兴还有什么动力继续违禁，继续犯错？！心存客观就会看到，中兴的合规表现不是更差，而是有明显改观。纵然还有个别“跑冒滴漏”，并非主观故意，而是掉头拐弯需要时间，有些不那么顶真的旧习惯，完全校正也有一个过程。
| 中兴被封杀背后：美企跟着遭殃
然而，美国的态度是锱铢必较，不依不饶，罚到致命。
所以我的猜测是，美方一直都在等中兴犯错，有些错美方明明可以提醒，也不作提醒。等你犯。美方甚至可能搜集到了某些证据，就看中兴是不是主动“呈堂证供”。主动报告了，也不放过。只要中兴做不到无懈可击，美方就可以抓住辫子，狠狠地罚，让你名利双失，并起到更广的“示范作用”。
假如上述分析成立，我相信，中兴事件必定会触发中国政府层面的介入，避免中兴像自由落体一样全无遮挡、轰然坠落。原因是，中兴有错，但一直在改，改得也有成效。这种情况下非要中兴“死”，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借题发挥。开了这个口子，听任美方处置，后续连带效应不堪设想。
看看另一家公司中微
中兴事件的报道评述很多，让人有些“案牍劳形”。下面，我想换个研究样本，这就是中微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下称“中微”）。
2004年，60岁的尹志尧从硅谷回国，在上海创办了中微。这是一家面向全球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其设备用于生产纳米级芯片。
中微的核心产品是刻蚀机，用它在芯片上进行微观雕刻，刻出又细又深的接触孔或线条。用尹志尧的话，米粒上刻字，能刻200个已是极限，而等离子刻蚀机的加工工艺，相当于在米粒上刻10亿个字。他还打过另一个比喻，刻蚀机的工作相当于在人的头发丝直径五千分之一的尺度上，建60到100层的楼或者几十层的高速立交桥。15纳米就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五千分之一，其加工精度要求则要达到五万分之一。研制这种设备需要长期知识积累，需要50多种学科背景的集成。
中微第一代刻蚀机用于加工直径300毫米、65-45纳米的晶圆片，目前已进入第三代10纳米、7纳米工艺，并将在晶圆厂验证生产，未来还将进入5纳米、甚至3.5纳米工艺。中微所有产品都有专利技术，台积电、联电、意法半导体、博世半导体等知名企业都在使用。
由于中微的突破，美国商务部建议将“各向异性等离子干法刻蚀设备”从实行出口管制的“两用清单”（军用、民用）中删除，因为“在中国已有一家公司有能力供应足够数量和同等质量的刻蚀机，继续现在的国家安全出口管制已达不到目的”。
中微为什么能在刻蚀机领域冲出来？有以下原因：
真正的专业人才队伍
尹志尧1980年在北大化学系读硕士时赴美留学，用三年半时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拿到物理化学博士学位，1984年起就在硅谷工作，先在英特尔技术发展部门做电浆蚀刻，1986年到科林研发（LAM）负责彩虹等离子体刻蚀设备开发，1991年加入应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曾任副总裁，先后获得数十项美国专利。
2004年，尹志尧放弃百万美元年薪，希望在给外国“做嫁衣”多年之后，为中国做些事。与他一起回来的是15位在应用材料公司、科林研发等有二三十年半导体设备研发制造经验的资深工程师，他们承诺不会把美国公司的技术、设计图纸、工艺过程带回中国，美方对他们持有的全部文件和个人电脑也彻底清查了一遍。基于这样的团队和基础技术的支撑，虽然从零开始，他们很快就开发出了第一台国产等离子体刻蚀机。
发挥自身优势，走创新之路
中国人聪明勤劳，也有成本优势，一个研发工程师的成本相当于美国的1/5到1/2。为提升效率，尹志尧他们研制出“双台机”，即对成本和尺度类似的晶圆一次加工两片。这使其生产率比国外的单台机提高50%以上，加工每片芯片的成本节省35%以上，有明显的性价比优势。
确保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是高科技竞争利器，也是后来者要直面的屏障。尹志尧看到，刻蚀机领域的专利分两种，概念专利17年过期，工程技术的细节专利则有路径绕开。从中微自行开发12英寸芯片刻蚀机开始，先是在美国被应用材料公司起诉侵权，但对方举证无力，中微反诉对方不正当竞争，最终和解；后来中微在中国台湾地区被科林研发起诉，由于中微做了大量知识产权预警分析，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向法院提交证据，主张对方两项专利无效。官司打了几年，最终科林研发的专利被宣布无效，中微冲破了进入台湾市场的知识产权障碍。
芯片是资本高消耗产业，一条12英寸的芯片生产线，月产量五六万片，就要投四五十亿美元，且风险很大。作为设备供应商，应用材料公司和科林研发每年研发投入有八到十几亿美元，而中微目前吸收的总资本也不过几十亿人民币。所以这是一场“不对称的竞争”。怎么办？一靠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的支持，不可能光靠风险资本。比如当年韩国发展半导体工业，就由政府出面，要求银行贷款利率低到1%。其二，光靠钱是不够的，团队更重要，喊口号忽悠政府没用，必须是专业专精的队伍，还要高效使用资金，聚焦特定方向，走出自己的创新之路。
令人欣慰的是，过去若干年，在中国像中微这样有抱负、有技术、坚持市场化道路和开放式自主创新、同时得到政府社会方方面面支持的芯片领域的创业创新者不是少数。尹志尧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过于强调自主（当时也有客观环境约束），改革开放30多年“市场换技术”，对自主又有些忽略。现在，“否定之否定”，进入开放合作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新阶段。为什么自主创新的春天来了？因为十几年前中国的资本还不充裕，资本消耗加技术密集的产业投不起，也缺乏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保障和激励机制。而现在这些条件都具备了。
承认差距，加强合作
最近看芯片领域的资料，发现有两种倾向，一种认为中国芯片没啥希望，和世界水平差得远；一种则自我感觉良好，动不动就是“三到五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中微无疑是中国在半导体设备领域的一个亮点，但2017年4月他们曾发过一篇《关于部分媒体近日对中微公司不实新闻报道的澄清声明》——
近日，我们发现某网络媒体未经证实发布了关于“当所有的巨头还在为10nm、7nm技术大肆进军的时候，中国中微正式宣布掌握5nm技术”的误导性新闻，……实际上，正是中微的客户——国际一流的集成电路制造厂商，推动了芯片技术和生产一代又一代的进步。中微作为设备公司，是向他们提供可加工先进器件的设备，协助他们实现新一代器件的开发和生产。中微不可能脱离他们的5纳米技术开发，而独立地掌握5纳米技术。
中微从事的是半导体高端设备的开发、销售和售后服务，是一种市场化的商业行为，在国际半导体设备产业，参与产业链的合作和竞争也是十分正常的。文章的作者也不应该将这种正常的商务行为过分夸大和渲染，造成不必要的、非商业的敏感性。
在声明中，中微特别强调了自己是芯片大厂的供应商，不可能脱离他们独立掌握最先进的技术，强调了市场化和产业链合作与竞争。这种态度是理性的。尽管中微有突破性成绩，但放在全球看还很小。在这个细分市场上，二三十年前有30多家厂商，今天只剩下应用材料公司、科林研发和日本东京电子三家大公司，还有两家小公司。应用材料公司年销售额在150亿美元以上，科林研发和东京电子也有五六十亿美元。而2017年4月尹志尧公开演讲中提到，中微将全力挺进2020年实现20亿元销售目标，并力争2050年达到50亿元。2017年，中微销售额在11亿元人民币左右。
从中微这个案例来看，中国芯片产业已经可以在某个局部实现突破，而且有性价比的竞争力，但要在短时间跻身世界前列，是不可能的。尹志尧说，一代产品从研究开发样机、生产样机，到最终进入芯片大厂，就要六七年时间。这是需要长期专注投入的产业。芯片领域还有丰富的生态属性，涉及到多方面的协同配合，设计、设备、制造工艺、原材料，哪里有短板都会影响到整体水平。
硅谷芯片产业有半个多世纪历史，集纳了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一起研发。我们现在的人才结构，远远做不到集聚全球人才。改革开放这几十年，中国主要实现了从“手工劳动”到“机械化”的工业革命，这是一种“宏观加工”，而最发达经济体实现了从“机械化”到“智能化”的新工业革命，这是一种“微观加工”，他们在像芯片这样的看不见的地方投注的资本和人力是巨大的、持续的。楼要一步步上，过去我们没有重资本投入能力，也没有成群结队的人才梯队。在这样的基础上，就算急起直追，怎么能一蹴而就呢？
但近两年中国相当多的报道，只讲自己的优势和好处，一边倒，既激发起“中国芯片指日可待”的迷思，也徒增全球产业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伙伴的不舒服，更让美国方面把担忧提早转化为对中国的压力。中国在应用型商业模式方面创新很多，阿里和腾讯已经可以对标亚马逊和脸书，最优秀人才都涌到BAT这样的公司，但在原始技术创新方面，我们起步还不久，芯片领域远没有到出现巨人的时候。互联网不用谷歌、脸书可以，但芯片不用高通、英特尔、ARM、三星行吗？明明不行，还要膨胀，自然会加剧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焦虑。
这种焦虑从奥巴马时代就开始了，在特朗普时代更甚。今年前几个月，美国就否定了蚂蚁金服对美国跨境汇款公司MoneyGram的并购，劝退了中国私募股权资本对美国半导体测试设备公司Xcerra的并购，枪毙了新加坡芯片商博通对高通的收购。这些举措反映出美国对中国不仅焦躁，还有失望和不满，比如政府对国企的补贴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合资问题，等等。所有这些搅在一起，让美国对中国的负面感越来越大，不仅不会轻易消解，可能还会加剧，并且成为在处理中美商业问题时的决策与情绪的背景。
中国明智的策略是承认差距，加强合作，共谋发展，共享市场（如西门子和宝武集团共同开发智能制造领域的技术解决方案，共享专利），而不是骄矜自得或投机取巧。
挡住未来的只有自己
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可能要经历一段持久战，但注定会有光明未来。
中国是世界芯片第一消费大国，这种消费过去支撑了发达国家芯片产业的发展，如高通2017财年223亿美元收入的65%来自中国，博通2017年收入的54%来自中国。未来，庞大的市场也将支撑中国的芯片产业发展。
目前在设计领域，华为海思和紫光展锐都是世界前十的公司，且增速最快。面板领域的京东方，存储领域的长江存储，相变存储器领域的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AI领域的寒武纪，超级计算机领域的申威26010，都生气勃勃。
在封测领域，长电科技、通富微电、华天科技进步飞快。
在设备领域，长春光机所基于“极紫外光刻关键技术研究”的成果，有望圆梦中国的光刻机，中微和中晟在MOCVD（有机金属化学气相沉积）方面不断削弱国外产品的份额。
在材料领域，江丰科技生产出高纯度溅射金属靶材，安集微电子研发出自主产权的研磨液，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突破了高导热聚合物基和超高导热碳基界面材料制备的关键技术，黄河水电新能源分公司推出了国产高纯电子级多晶硅。
在制造领域，中芯国际和上海华虹也在努力向前迈进。
无论是设计、制造、封测、关键装备和材料，中国都在崛起。这是系统性的。尽管很多原材料和高端设备（如高端光刻机、离子注入机、涂胶显影机）中国还没有地位，但相信时间会是中国的朋友。
三星在存储领域占绝对优势，我问长江存储的一位管理者：“赶上去要不要20年？”他说：“10年应该就差不多了。”
缺芯少屏是中国之痛。到2035年成为芯片强国，应该不是梦。但这里还需要一些条件：
和发达经济体的芯片产业不是隔绝，而是开放融合；尽最大可能通过合作借鉴、吸收最先进的经验、技术，包括人才；美国也没有包打天下，英国、德国、以色列同样有很多合作机会；
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以开放和有吸引力的政策吸引全球芯片人才；
不短视，不取巧，真正用基础科研引领产业发展；
坚持走市场化道路，发挥企业家精神和科学家精神；
遵守市场规则，维护知识产权，建立高度诚信，革新思维模式。芯片是试错成本超高的领域（错了以后难以查找，必须一次做对），要在这个领域胜出，随便试试、不行再改的机会主义习惯是必须摒弃的，必须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规则、规范、逻辑思维。芯片产业是规则严密、逻辑一以贯之的产业，它对于我们偏于灵活、弹性、随意的思维模式也构成了挑战。
1985年成立的中兴通讯今年33岁。中兴事件是不光彩的一页，但中兴这本书的主基调依然是奋斗与成长，虽然其中也夹杂着扭曲、无奈与错误。商场就是今天的战场，中兴历33年而不倒，活着，自有力量。
高质量发展的年代，对所有企业在商业文明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不愿意说中兴事件是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成人礼，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人礼，不应为别人所捆绑。而且我们究竟能不能痛定思痛，真正合规，创新，至少还需要几年去观察。否则，再出现大的纰漏，甚至不断重演，如何证明我们已经“成人”？！
我更愿意说，这是创新中国的一场冷水浴，浇醒我们，锻炼我们。这样的教训早晚会来，偶然中有必然。早醒，早起，早跑，持之以恒。
希望中兴重新爬起，不辜负在这个时代艰辛走过的33年。苦涩，绝望，不倒，继续向前，挡住未来的只有自己。
“等到青春终于也见了白发”，“此生终也不算虚假”。
也许会有那么一天，人们说，2018年的中国，有过一场芯片强国梦的觉醒，是和中兴的青春祭连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