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赴美留学的清华学生在上海登船
他们不是翻过的历史，而是一百多年前的青年人，和今天一样，有着青年人的追求和朝气。
留学不是个新问题，至少在一百多年前，中国人就开始将其作为一种“方法”。周恩来、鲁迅、胡适、徐悲鸿、陈岱孙、钱伟长、费孝通……近现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当然还有更多无名的人物，都曾卷入这一潮流，留日，留欧，留美，留苏。今天的留学各有各的考虑，而当时的出发点大都是为了共同的目标——救亡图存、启蒙革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激起三千年未有之留学潮。但他们不是翻过的历史，而是一百多年前的青年人，和今天一样，有着青年人的追求和朝气。
最近，香港作家、出版人、前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张倩仪推出了一部专著《大留学潮》，书名里的“留学潮”指的就是这一批人，从甲午战争后到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竞相出国留学，形成一股大潮。她以年代为经，以留学生所赴国度为纬，考察了300多位亲历者的记述，以还原新旧时代、文化交接处的际遇和震荡。书中探索和提炼出的一些问题，譬如留学生经济、身份歧视、教育差异、礼教冲突等等，都依然对当下富有启发性。
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张倩仪曾主修文史和教育学，教育一直是她关注的重点。在《大留学潮》之前，她曾写过另一本书《再见童年》（1997），是从民国人物的童年线索中探讨当时的成长教育问题，描述西风东渐下儿童生长环境变迁。而这本《大留学潮》可看作是其续作，考察了那一批身处动荡社会中的人从童年到青年的轨迹。“成长教育有非常多的共通性，背后是时代的变化和中国原来的基础，这影响他们日后成为一种怎样的中国人，有怎样的中国行为、思想和习惯。”
留学自然是一种个人行为，但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关头，相互呼应，汇成了一股洪流，从而推动更多的人加入这一行列，成为一种集体意识。他们为何选择留学，又是否通过留学达成了原本设想的目的，这个问题成为贯穿全部材料的一根主线。
1.做起留学梦
第一个到美国留学并获得学位的中国人是清末的容闳，他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二十年后，又向曾国藩提议选派一批幼童赴美留学。此举获得曾国藩支持，从1872年到1874年这几年间，每年政府派出30名。然而在1881年，清政府紧急召留美幼童回国，计划夭折。很多年里，留学都是零星行为，极为罕见。
情况在1896年出现转变。此前，中国刚刚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中国知识分子深为震动。这一年，清政府派出13名留学生去日本，后来成为国家政策。同时，民间心态也有所转变，不少年轻人看到“日本维新以后，政治工业，效法西洋，进步很快，犹以海陆军更优，且学费亦省”，因而选择自费留学也不在少数，开启了延续几十年的留学潮。
留学，很快成为了当时中国青年的梦想。加之清廷废除科举，断了传统读书人的上升途径，留学成了新的前途出路甚至镀金方式。留学生一时身价百倍，引人艳羡，竞相追逐。历史学家蒋廷黻在回忆录中就写道，1907年时，正在上中学的自己有一次看到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堂兄弟穿一身白制服，令乡人侧目，羡慕不止。因此他发誓说，“如果东洋念书就受到如此的尊敬，将来我一定要到西洋去念书”。后来，他果然去到了美国留学。
季羡林也有一段类似的经历。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后，难找工作，幸而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邀请他回校任教，工资优渥，生活满足。然而不行，“别人出国留学镀金的消息，不时传入自己耳中。一听到这种消息，就像我看别人一样，我也浑身发抖。我遥望欧山美水，看那些出国者如神仙中人”。
从个人的角度说，留学自然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但当其成为一个集体行为，背后就有更强大的驱动力，也就是救国报国，学成有用的人才，为国家作贡献。特别是辛亥革命覆亡清政府后，留学生们精神为之一振，目标更加明确起来。譬如外交家顾维钧1912年被袁世凯政府聘为秘书，彼时他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为了为新政府效力，他赶写毕业论文，以便早日回国。
与“留学梦”相伴相生，当时国内流行着各种各样带有舶来性质的思潮，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军事救国、教育救国乃至体育救国、学术救国等都各自有一批拥趸，吸引着留学生从不同的路径去探索“救国”的课题。不过，尽管青年人的热情令人深为震动，尽管他们给中国带来了广泛的影响和气象，但当时的国家千疮百孔、积重难返，“留学”能开出药方，却不能予以根治。归国的留学生们，很快被卷入政治的动荡和战争的颠沛中，为大时代所掣肘，不得不渐渐偏离了迈出国门时的目标。然而他们留下来的精神，和一代人之学术，却值得后来人珍视。
跳脱出中国的特殊环境，将“大留学潮”置于世界近代史和人类文化交流史的框架下去考察，会有更深刻的洞见。它牵涉的不仅是一国时事，而是现代化的进程。
2.钱从哪里来？
留学需要用钱，而且是很大一笔钱。据统计，1934年左右，公私留学费用一年要2000万元。这是什么概念呢？当时1000万元“若拿来办大学研究所，可办一二十个有余，用它半数亦有十个八个不愁经费设备无着”。
钱从哪里来？一种是国家花钱，即申请选派的公费留学。公费留学中包括国家公费和各省省费，其中最稳定、最大宗的就是为人所熟知的庚子赔款资助留学。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根据随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国要分39年向八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此即“庚子赔款”。后来，各国退还了一部分，清政府用这部分钱发展教育，派学生留学，还建成了清华大学。其中，以美国退款最早、最周详，掀起一阵公费留美的高潮，其中就包括胡适、金岳霖等人。美国支持退款留学，有培养一批亲美人才的考虑，但从客观上说，也让中国得以有一笔稳定的钱来发展科教。
与公费生相比，自费生若不是出身大富大贵之家，就捉襟见肘得多。但中国人向来重视子弟前途，不惜变卖家产、亲友相帮筹款来送子出行。譬如巴金，想向大哥要一笔钱去法国，大哥回信说家中现在入不敷出，筹款困难，劝弟弟过两三年再去。巴金执拗不让步，大哥只好汇来钱，让他去法国。
“勤工俭学”也成为当时一个时髦的口号，一边做工，一边读书，一方面挣出学费，一方面也响应“劳工神圣”的潮流。其中，因法国科技、文艺水平高，且一战后法郎币值低，尤以赴法勤工俭学为最，从1919到1921年，多达2000人左右，相当一次“工读运动”。然而，听起来美好，但现实确有很多误会，在法国“勤工”不是洗洗盘子刷刷地板，很多都是货真价实进入大工厂工作，劳动强度大、时间长，对体力要求很高，经济窘迫，又苦又累，一天下来只能“工”不能“学”。
1921年，赴法勤工俭学生爆发了大学潮，直接导火索是华法教育会通知断绝经费维持，要他们自己解决问题。学生异常恐慌愤怒，还占领了里昂中法大学。一部分学生被拘禁强制回国，陈毅即是其中之一。他回来后说：“留法的勤工俭学是寄在敌人底下，仅可供吾人的苦工训练，不是解决问题的主义生活，差不多我来法的初志完全是失望了。”
勤工俭学是个创新的留学方法，能让更多平民接受教育，结果却是失败的。但在做工中接受洗礼，这个运动后来趋向政治化，其中催生了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如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陈毅、李立三等。
3.恋爱婚姻悲喜剧
在传统的中国父母眼中，传宗接代是一件大事，但留学生正当婚娶却一别数年，让这一夙愿难以了结。因此，在留学生出国前，父母就常常做主为他们结了婚，甚至生了子。
但留学生思想新潮，多数讲究自由恋爱，反对旧式婚姻，更担心娶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太太会束缚自己的前途和自由，因而常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加反抗。父母有时只好声称家中有变故，“骗”留学生回来结婚，遇上抵死不从的，只好解除婚约或勉强将就，有时竟会酿成一出女性被抛弃的悲剧。
不过，这种事个别时候也会歪打正着成了喜剧。剧作家欧阳予倩即是如此，他留日刚回来，家里就叫他娶亲。他决定结婚三天后就跑，其他人都为之着急，唯独丈母娘不惊不乱。果然，三个月后他都没走。原来这位夫人十分聪明能干，诗文绘画都不在丈夫之下，欧阳予倩和她情投意合，还想带她一道出洋。
出洋的留学生正值情感悸动期，也会在异国他乡上演一出出罗曼史，加之留学环境自由无拘，男女关系有时比欧美还开放。郁达夫在《沉沦》等小说里写到的那种含着欲望的爱恋情绪，就时常折磨着好些留日青年男子。欧陆一战后男女比例失调，种族歧视也没有英美严重，娶法德女子不是难事。诗人李金发和画家林风眠就趁马克贬值一起去了德国，还都娶了德国妻子。不几年，林的妻子死于生产，他又续娶了法国妻子。
赴美留学生则多以中国女子为婚恋对象，只是苦于僧多粥少，竞争激烈。东岸女校的宿舍院子里，每逢放学，就挤满了来看女友的哈佛、麻省理工、波士顿大学的男生。也有大胆的中国男生受美国约会文化影响，去和美丽热情的美国姑娘交往，只是成功率比较低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