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学者的身份不吝于一顶华丽的帽子，带上它身价百倍，令学者与高校趋之若鹜。它所蕴含的意义，除了对学术精英的肯定外，围绕在其背后的各种资源才是这场“帽子大战”中的真实原因。
1月5日，教育部发布了2017年长江学者公示名单，共有463名建议人选，其中特聘教授148名，讲座教授51名，青年学者264人。
每一次长江学者名单的公示，都会受到社会的关注，并成为评判高校兴衰走向的一个重要标尺。高校也会关起门来，将各家带着长江学者头衔的人才细数一番，悄悄与“左邻右舍”进行数字对比。
不仅是长江学者，各类人才计划已经嵌入到高校学术劳动力市场中，对学术劳动力市场进行着分割。日趋白热化的人才竞争，将长江学者们的身价不断抬涨，引得后来者争做时代“俊杰”。
升涨的身价
1998年8月，教育部与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基建集团投入专项资金启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最开始在设立奖励计划时，有特聘教授和讲座教授两类，2015年增设青年学者项目，但我们平时所说的长江学者，主要指特聘教授。”时代学者网创始人张宏雷介绍。
高校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符合条件者可通过自荐、专家推荐、驻外使领馆推荐等方式应聘。长江学者计划海外通讯评审专家许国昌教授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在评审过程中，“一般会考量所在高校实力、申请个人学术成果，个人的职务，以及所在平台的国际影响力。”
2011年，教育部调整实施新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并延续至今。新计划由中央财政专项经费支持，继续实施特聘教授、讲座教授项目。
调整后的计划加大了奖励的力度。其中特聘教授每年150名，聘期为5年，每年20万元奖金;讲座教授聘期为3年，享受每月3万元奖金，按实际工作时间支付。
除了国家财政资金支持，高校作为“引凤凰”的梧桐树，对长江学者这类高层次人才给出诸多配套奖励承诺，人才引进的成本也在逐年升高。
去年年初，800万房补、100万年薪，出现在华东政法大学2017年高层次人才招聘公告里;南开大学则在诚聘英才的公告中承诺，税前65—120万不等的年薪，60—300万不等的安家费，理工科最高800万的科研启动费，高额年薪、解决配偶工作、子女入学等字眼，纷纷出现在高校人才招聘公告中。
“长江学者身份对实验室配套设施建设、团队建设，科研条件改善，包括个人生活条件的改善都有一定的帮助。”2009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梁作堂表示，在研究生招生指标、“双一流”建设经费的投入上学校也有优惠政策。
从学校层面来看，高校对长江学者等各类高层次人才的执着，源于这些“人才计划”指标在高校招生、排名、学科评估、经费支持和项目申请等方面发挥的作用。
梁作堂认为，长江学者身份的价值，在于能够增加同行和管理者对学者的了解和信任，进而在招收培养研究生、申请项目等方面获得叠加的帮助。
这种标签，俨然已成为学术江湖中一种身份的象征，蕴含着诸多或显或隐的价值。
高身价与学术劳动力市场
在长江学者光环的背后，是中国高校日益活跃的学术劳动力市场。“长江学者计划”发挥着精英激励的效应，同时也是学术劳动力市场内部调节机制的重要一环。
不同于单位制时代僵化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对市场不断吸纳。在上海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君看来，这种市场化调节机制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并且具有必要性，它为人才的流动提供了条件。“在西方的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嵌入，进一步构建起了以高校教师为主体的学术劳动力市场。一位不愿具名的高校人事处老师认为，要真正理解“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发挥的效用，需要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
“90年代，高校的工资结构较为简单，教师收入水平低，相互间差距小，像是吃大锅饭，不利于激励及吸引优秀人才从教。这种人才计划没有把优劳优酬体现出来，起到调动学者积极性的作用。”
这一点也得到了马君的认同，“长江学者计划是一项重要的激励机制。国家的发展需要有全球视野的高层次人才，在引进海外人才方面，长江学者计划意义重大。同时，也可以起到示范和激励的作用。”
除了激励的作用外，长江学者一类的头衔还有着信号传导的功能。马君记得，在一次会议上，他发言结束后，清华大学校长邱勇直截了当地问他：“何为人才?如何得到人才?”马君分析，从高校管理者的角度出发，“帽子”能够起到简化人才识别的作用，“长江学者就是那个起到信号传递作用的标签。”
他认为，在外人看来，学者应当是象牙塔中的悬浮一族，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但作为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的一员，他们不得不通过头衔标识自我的能力与价值。
时代学者网创始人张宏雷告诉记者，区别于高校中传统的“中级——副高——正高”职称分类体系，人才计划是对高校学者进行分类的另一种形式。“长江学者是国家层面给出的权威评定，并由此获得普遍的认同。”
高校的人才争夺战
近几年，国家级、省级与校级人才计划层出不穷。据时代学者网统计，中国目前各层次、各类别的人才计划至少有180多个，且数字仍在不断增加。而在这座人才金字塔中，“长江学者”扮演着中流砥柱的角色，学术权威性仅次于两院院士。甚至有人将“长江学者”称作大学里的“准院士”。
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实施方案》中明确规定，“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人才培养与支持体系，其中，第一层就是以“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为主导的。
上述高校人事处老师分析，相比于其他省级或校级人才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由教育部设立。同时，相较于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的学科覆盖面更广，涵盖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社科在内的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从统计数据来看，长江学者与“双一流”高校有着极高的关联度，95%的长江学者出自双一流高校。“在各类人才计划体系中，长江学者计划是规格非常高的一项人才计划，时间较久，并已形成体系。在高等教育界和社会大众之中，口碑也较好。”张宏雷说道。
而在学术劳动力市场中，高层次人才的供需紧张关系正进一步加剧。高校间的人才争夺战，将长江学者的身价不断抬涨。
“这种对高层次人才的重视，实际上是由学者的供需关系导致的”，上述人事处老师表示。他认为，国家经济转型升级，高等教育整体规模不断扩张，高等教育系统正处于急剧变革的时期，需求也在发生改变。
高校在扩大规模的同时，也希望借助高层次人才的力量，跻身前列。许多以往学术研究薄弱的高校，纷纷加入了学术人才争夺的行列。“现在高校正处于发展的契机，人才是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高校各类评比，有时也会涉及到人才的数据。”张宏雷介绍。
身份背后的“镜像”
然而，人才计划之下，学者自主申报、参评、竞争，从理论上实现了竞争的公平性，但有时却难免受到来自市场的桎梏。
以“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为代表的人才计划，打破僵化的科层制、单位制资源分配方式，正在成为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主导模式。
可是人才计划作为一种资源分配方式，仍然由政府引导、高校主导，自上向下进行的资源分配，供给引导需求，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市场性”元素有时会被掩盖。
马君曾听过某高校领导的一个比喻：“现在高校的人才竞争机制就像爬竿子，政府提前立好一个竿，让学者相互竞争不断往上爬。”
在这种爬竿式的人才竞争机制中，杆子便是各式的人才计划，这意味着判断人才的标准被锁定在了“长江学者”一类的头衔上。但马君认为，头衔只是衡量能力的一个因子，能否达到预期的学术推动效果，还需要再考量。头衔可以帮助我们快速识别学者能力的标签，但不能作为一种必然的判断因素。
在他看来，人才计划作为一种学术劳动力分割方式，并不完全符合学术劳动力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他曾亲耳听到的一个故事，“两个人在同一个学校任教，其中一个人到国外短暂读了一阵子，回来拿了一个长江学者称号，就比另一个没能拿到头衔的博士工资高了许多倍。但大家心里都明白，前者的学术水准可能与后者相当，甚至更低。”
另一方面，人才计划与各类政府的制度资源相捆绑，高校间的竞争集中在了有头衔，尤其是长江学者一类“国字号”头衔的群体中，竞争走向同质化。
“现在的高校有一种趋势，从人才引进来看，都在争夺获得长江学者一类称号的学者身上，将带有这些头衔的高层次人才作为自己的核心战略资源。”张宏雷说。
“这可能会导致囫囵吞枣式地引进。并不会去考虑引进的人才是否与高校自身的学科发展规划相一致。对海外人才的引进是否可能出现‘水土不服’、‘南橘北枳’的情况。”马君分析道。
“而这种盲目的同质化竞争则可能加剧学者队伍中的两极分化，甚至啃噬学术宝塔的根基。”马君认为，应当肯定长江学者计划对高层次人才的激励作用，但在关注“高原、高峰”的同时，高校也不能忽视“平原、洼地”。“学术研究中，如果平原、洼地越来越低，实际上也不利于学术长期的发展。”
另外，他还担忧，科学研究本质上是一个漫长、需要长期投入的过程，长江学者一类的帽子多了以后，反而成为学术发展的一种桎梏和枷锁，越来越多的学者奔波在各类人才计划的申请、检查、评审的路上。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吴华教授有着相近的看法，“长江学者计划的出发点是为促进科研发展，但研究本身具有极大不确定性和创造性，需要更自由的研究空间，而不仅仅是各类的名目称号。”
在马君看来，学术创新是一个由多梯度知识体合作和凝结的结果，需要通过完整的知识价值链，由不同层次人才逐级协同完成。除了激励和分选的效应外，高层次人才计划实际上还应有涟漪效应，也就是让顶层激励所蕴涵的稀缺增量资源荡起一层一层的激励波，在人才金字塔中扩散开来，达及激励盲区，从而拔高人才队伍的整体海平面。
“但现有的制度设计中，我们仅仅关注了高层次人才计划的分选效应和激励效应，恰恰忽视了其中蕴含的涟漪效应。”马君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