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张小莲
一桌亲人大快朵颐，只有韩一亮（化名）双手夹在大腿间，缩在角落里沉默，显得格格不入。大家让他夹菜吃，他都笑着拒绝：“我吃饱了”。
被父亲韩福（化名）叫过来之前，他已经在家吃过饺子，那是他骑了5里路去隔壁村买的，那家的饺子奶奶最爱吃。
以前在“里面”（传销组织），天天吃馒头咸菜，只能吃个半饱。此刻面对满桌好菜，也无动于衷。他对食物已没有要求，“能吃饱就行”。
众人边吃边谈，偶尔说起他，他也不搭话，好像与他无关。这样安静待了半个小时，他坐不住了，一声不吭走出去。大家都以为他回家，没人挽留。
外面夜色萧索，韩一亮顶着零下八九度的寒冷，站在饭店门口抽烟。抽到一半，碰到一位村里的长辈，看着眼熟，但想不起来是谁。
那人问他这些年去哪儿了，他说在广东被人骗了。“没事跑那儿去干什么啊？”对方丢来一句无需回答的反问。谈话很快结束了。
他不想跟人提起这段经历，“感觉很丢人，让人骗了十年，十年没能回家。”
通往的韩一亮家的村道，只修了半边。本文图片除标注外，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张小莲 图
回家
今年63岁的韩福是一名建筑工人，早年在北京打工，近几年才回到家乡，河北易县。春夏之际在邻村盖房班做小工，搬砖一天90元，今年干了100多天，收入1万。
农村大多烧煤供暖，因“煤改气”政策，最近大家都在忧虑费用升高。韩福没有这个烦恼，家里虽然装了暖气，但从未使用过。
他每天早上8点去捡柴，用以烧炕做饭，节省开支。村子周边到处种着高达10米的杨树，地上落满干枝。木材业是易县的一大支柱产业，大儿子韩一月（化名）入狱前，就在村里的木材厂上班。
村里的杨树林。
韩福家一直烧柴取暖。
韩福有记事习惯，他那本薄薄的笔记本上，记了很多零散又重要的事，诸如3月10号卖玉米得2086元，一审判决后为儿子写的上诉书，85岁母亲在今年“正月十九”摔了一跤导致瘫痪在床。
韩福的本子上还记下这么一段话：2017年11月份24号，十月初七日，十月初七日，一亮9点回家。
那天，早上9点，韩福的弟弟韩君（化名）把修空调的师傅送走后，回到屋里，然后透过玻璃门看见有人走进了院子，便出去问：“你是谁？”
对方也盯着他看，没有回答。
他一边打量眼前身高一米七五的胖小伙，一边联想到失踪了十年的侄子，又问了一句：“你是韩一亮吗？”
韩一亮答应了一声。
“你知道你多少年没回家不？你知道家里人有多么想你不？你知道家里人有多么担心你？”韩君激动得发出一连串的问句，未等细说，就拉着他去找大哥。
一出门，看到韩福刚好从村西捡柴回来，韩君急忙叫住他：“哥！一亮回来了！”韩福转过身，“一开始不相信，觉得不可能”，直到看见跟在弟弟后面的小伙子，眼眶渐渐红了。
韩福在村西边拾柴。
与记忆中16岁的儿子相比，眼前的韩一亮变高了，变胖了，也“变模样了”，“有点不敢认”。父子俩都愣在原地，对视了半分钟，才说得出话来。
“你可算回来了！你小子上哪儿去了？”韩福问。
韩一亮只说在广东被人骗了。在“里面”生活封闭，他还不知道什么叫“传销”。
“挣钱不挣钱不重要，能活着回来就行了。”韩福描述自己当时的想法，“回来了就高兴！”他高兴得顾不上多说，连忙跑去通知住在附近的妹妹韩莲（化名），“妹妹也吓了一大跳”。
十年杳无音讯，所有人都以为这孩子已经没了。
当月的27日，在表哥韩剑（化名）的陪同下，韩一亮去派出所办身份证，发现自己的户口被注销了。据燕赵晚报报道，派出所通过村干部了解到韩一亮失联多年的情况，在2016年的户口整顿过程中，对其户口予以注销。
韩一亮申请补办户口。图片来源于燕赵晚报
韩剑发现，本就内向的表弟回来后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不愿意说话，“问他什么也不说”。
三天后，在燕赵晚报记者石英杰的访问下，韩一亮方肯透露离家十年的一些经历。石英杰当时感觉韩一亮有些自闭，与其交流非常困难。
因这次采访，家人才知道，韩一亮失踪这十年，原来一直被困在广东一个传销组织里，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非人生活。
留守
韩一亮家的厨房。
韩福烧柴火做饭。图片来源于燕赵晚报
由于家贫，韩福在35岁时才讨得媳妇。1989年，韩一亮母亲经人介绍从广西远嫁过来时，“刚离过婚”，怀有身孕。三个月后，生下韩一月。三年后，韩一亮出生。
韩一亮对母亲没有印象。在他两岁时，因为跟韩福吵了一架，他母亲“当着两个孩子的面走了”，从此和家里断了联系。
大姑韩莲记忆深刻的一个画面是，“他妈走了以后，两个孩子拉着手在我家门口哭。”
韩福有六个妹妹和一个幺弟，各自成家后，他过得最差，常常要靠弟妹接济。
他常年在外打工，只有过年和农忙才回来，韩一亮和哥哥便由奶奶带大。
韩一亮与奶奶。
在韩君看来，奶奶脾气暴躁，父亲因母亲的离去也变得易怒，韩一亮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形成了自卑、内向又有点叛逆的性格。
“哥俩都一个样，他妈也是，比较内向，不耐（爱）说话，坐一起半天也没几句话。”韩福抽着烟说。
澎湃新闻让韩一亮回想从小到大的开心事，他想了一会儿，说没有。过年没什么开心的，压岁钱都给奶奶拿着。爸爸回来也没什么开心，“一年就回两三次，回到家也不怎么管我们，每天出去打牌。”
韩福以前打牌赌钱，一晚上可能输掉五六十。从韩一亮记事起，奶奶和父亲经常吵架，“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
而他平均一个星期就要被奶奶打一次，“打得挺重的”。有时候在外面惹事了，他不敢回家，怕被奶奶打。
奶奶很少打哥哥，犯错了只是骂两句，他觉得奶奶很偏心，但不敢当面埋怨。“奶奶更疼哥哥”这件事让他心理不平衡，因此“跟哥哥的关系不好”。
唯一跟他比较要好的玩伴是表弟韩兴华（化名）。表弟只比他晚生三天，但高他一年级，表弟从小学习成绩优秀，是整个大家族里十几个同辈孩子中考上大学的唯三之一。
韩一亮的成绩一般，对读书兴趣不大，韩莲认为主要是家庭原因，“奶奶没文化，爸爸不在家，没人辅导他们。”
两个孩子的学费六七百，有时家里拿不出钱，奶奶还得去跟其他儿女借。韩兴华记得有一次韩一亮因为没交学费，也没去上学，被奶奶打了。
韩福对此不知，“这些事都是我妈管着，吃的穿的上学的，我回来都没太过问过。”他猛吸了一口烟，然后弯腰在地上掐灭，有点不好意思地扭了下头，“实话实说，我几乎没怎么管他们。”
像许多家庭贫困的留守儿童一样，韩一亮最终走向了辍学打工的道路。
初一期末考试前，他逃课出去在河边玩，被班主任撞见了。数学老师的作业不写的话会被扇耳光，班主任好一点，只是掐胳膊。班主任让他叫家长，不叫家长就不要来上课了。
那天晚上他回到家，跟奶奶说：“我不想上学了。”奶奶说：“不想上就不上了。”
在北京打工的韩福后来得知他辍学，也没有过问，“他不愿意读就算了呗！在我们这儿，不读书就去打工。”
“挣钱”
2006年过完年，韩福带着14岁的韩一亮去了北京，在私人建筑工地上挖沟。“活儿重，时间长，孩子小，怕他受不了”，干了20天就让他回家了。
韩剑介绍他到张石高速公路的工地上做测量，工资一千多，干了一年。然后在县城的洗浴中心打扫卫生，干了两个月，因与同事吵架辞职。县城离家只有12公里，结清工资后，他没有回家。
他说“不太想回来”，“离过年还早，回来也还是要出去打工”，因为“经常在家待的时间长了，奶奶看着烦，就让我去挣钱”。以前放暑假，奶奶看不惯他们哥俩闲着，早上五点会叫他们起来拔草。
不回家，又不知道该去哪儿，韩一亮只好先去找哥哥。哥哥当时在廊坊工厂学电焊，电话里告诉他坐从易县到天津的大巴。他没听清在哪个站下车，坐到天津时，天已经黑了。他在网吧待了一晚上。
半个月后，韩一亮从廊坊回到家中，跟奶奶吵了一架。奶奶怪他辞了职，不跟家里联系，也没带钱回来，气得撂下一句：“我在这家没法待了！要么你走！要么我走！”
韩一亮什么也没带就走了。这一走便是整整十年。
他在路上碰到同学杨林（化名），两人商量着去了北京。“因为我爸爸在北京，就觉得在北京干挺好的”。
2007年10月，韩一亮和杨林进了北京一家保安公司，韩被安排到市国土资源局当保安，杨被分配到其他地方，后失去联系。
工资每月1800元，韩一亮买了一部一千多块的摩托罗拉翻盖手机，之前那部CECT 滑盖手机坏了。
韩福没有手机，他用公共电话给儿子打过一次电话，才得知他来了北京，“他说没身份证，要去天津找姑姑”。当时，无身份证者要被辞退。父子俩都不知道，法律规定年满16周岁即可自行申领身份证（注：若未满16周岁，监护人也可代为申领），他们以为满18岁才能办。
韩一亮没有去天津，彼时离春节还有半年，他想再找份工挣点钱。
到了春节，韩福回到家，发现儿子没回来，跑去问杨林，杨也不知。他埋怨老母亲：“你看你吓唬亮，这小子不回来了！”
他们一遍遍跑去问杨林，杨一开始说不知道，后来又打听到，韩一亮跟一个河南小伙走了。去了哪里？不知道。河南哪里的小伙？也不知道。
“有个地名也好啊！我就去找了！”韩福皱着眉，满脸无奈。
那个小伙是河南郑州的，叫李阳（化名），是与韩一亮年纪相仿的保安同事，也因无证被辞退，两人商议决定结伴下南方闯一闯。
2008年7月，16岁的韩一亮揣着两千块钱，和李阳一同坐了将近3天的火车，到达广州东站。
他们在车站附近找工作找了好几天，又去网吧上网查找招工信息，但他们一无身份证，二无技能，三无力气，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
就在身上的钱快花光的时候，他们在街上遇到一个手机配件推销员，30岁左右。男人听说他们在找工作，就劝他们加入自己的公司，销售的产品“很好卖”，每月底薪3000元，外加提成。
韩一亮觉得这份工作轻松，工资又高，便欣然答应，跟着男人上了一辆面包车。没想到会成为他噩梦的开端。
逃跑
面包车的车窗被贴了深色车膜，看不见外面，韩一亮感觉坐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车，对方说还在广州。下车地点是城郊地带，随处可见村民自建的出租房。
所谓的“公司”就设在这种出租房里，20多名学员正在上课，大多不到20岁。
新人先“带薪培训”3个月，白天上课，晚上到街上推销产品和拉人头。培训内容除了产品知识和销售技巧，更多是教怎么拉人入伙，拉进一个奖励100元，此后他和他的下家销售商品都逐层有提成。
推销的手机配件会有人定期送货来，全都没有包装和生产信息。因为每月按时发工资，韩一亮等选择忽略这些不正常的迹象。
三个月培训一结束，韩一亮等几名学员被面包车运到另一个地方，他与李阳自此分散。
第四个月开始不发工资，理由是“你们还小，怕你们乱花，年底一次性结清，让你们回家过年”，而此前发的工资也以交生活费的名头收了回去。
同时加以管束，白天上街一对一贴身监视，说“怕你不熟悉”；晚上回来，手机就会被收走，美其名曰“封闭式管理”，玩手机耽误休息。半年后，彻底没收了手机。
他们还让学员给家里打电话要钱，说可以投资做分销，不用到街上卖东西，但具体去哪儿做什么，韩一亮也不清楚，因为交了钱的都被送走了。
2009年春节前，有人提出要结清工资回家，后被拒，躁动不安的气氛开始弥散。
一天早上，学员被紧急召集到院子中，十几个监管手里拿着棍子，其中两人将一名刚来4个月的学员摁在地上，乱棍暴打，杀鸡儆猴地警告：“看谁还敢跑！都给我老实待着！”
韩一亮心有余悸，觉得“这里不能待了”，但“每天有人看着”，他不敢犯险。
过了十来天，又有一个人逃跑，且成功了。他们当天就转移了窝点，对学员的看管更加严紧，宿舍门口、院子里都有人日夜把守。
学员后来增加到近50人，一直处于流动状态，不断有人被送进来，也不断有人被送走。9年间成功逃走的人只有7个，每逃走一个人，就换一个窝点；每逃走一个人，韩一亮就生出一丝希望，希望他赶快报警。
更多的逃跑者被抓回来毒打，那些身材粗壮的监管恐吓：“以前又不是没人打残过，不差你一个！”每天的课训也多了一项软硬兼施的警告——逃跑是没有用的。
在惶恐中度过了四年，韩一亮20岁了，身高和体重已长成可与监管抗衡。有一天，他在街上推销，看他的监管遇到了熟人，聊得忘我，离他七八米。
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他给自己鼓气：“跑出去最好，跑不出去也就挨顿打。”然后趁监管不注意，拔腿就跑。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和缺乏运动，他的体能变得很差，有点虚胖。而那个监管一米八的肌肉块头，只追了几十米就抓到他了。
他挣扎了几下，很快被摁在地上。他向路人求救，“他不是好人！快帮我报警！”监管解释：“这是我家亲戚，脑子有点不太正常，现在犯病了，要赶紧把他带回家。”
那一刻他很绝望，很害怕。他被送回住处，那是一层有点像工厂的平房，有四个房间，地处偏僻，周边没有邻居。
目睹多次毒打场面，这一次他成了被围观的主角。在院子里，他被扔到地上，两个监管拿着一米长、擀面杖粗的木棍，边打边威胁：“再跑！信不信把你们打残了去要饭！”
打了十几分钟，终于结束了，他一瘸一拐走回宿舍，身上到处青肿，没人给他敷药，就靠自己痊愈。
之后一个多月里，两个人看着他。其实他已丧失逃跑的意念了。被打时，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再也不跑了，“被打怕了，不敢跑了。”
“坐牢”
韩一亮失联近十年，家人没有报过警。
2008年7月，韩君跟哥哥要了韩一亮的手机号码，打过去，是一个男子接的，听口音像北方人，“他问我是谁，我说我是一亮的叔叔，他就挂了”。他又打了几次，打通了，没人接，后来再打就成了空号，隔段时间打一次，始终是空号，就放弃了。
在南下广州的火车上，韩一亮的手机就被偷了。他家没有电话，误入传销后，他曾用别人的手机打给叔叔家，但尾号几个数字记不太清，试打了几次都不对。
“头一年觉得无所谓，十七八岁，也不小了，没有太担心。两年没回来，就觉得不对劲了，不可能不跟家里人联系。”韩君说，“感觉这孩子出去打工，不回来，也不跟家里人联系，挺丢人的，不想去管。”
母亲刚开始天天念叨，让韩福去找一亮，可是“一点线索也没有”，上哪儿去找呢。韩福去派出所办证件时，问了下警察，“警察问有没有QQ ，什么叫QQ，我也不懂。”最终没有立案。
如今回想起来，叔叔韩君很是懊悔，“总的来说我们家族对这个孩子关心不够，一开始没有努力去寻找，应该及时报警，线索比较好找一些 ”。
韩福经常看央视寻亲节目《等着我》，曾想去报名寻人，但觉得过了这么多年，找到的几率很小，又以为要收费，“心疼这点钱”，所以没有给电视台打电话。
第五年，韩福开始往坏处想了，猜测儿子可能发生了什么意外，或者被人祸害了，觉得“这小子可能没了”。
失联时间越长，韩福就越气馁。但一到冬天还是很难受，想他或许正在某个地方受着冻，“真正冷的时候没法待啊这孩子！”
韩福不知道，韩一亮在冬天也暖和的广东沿海地带。
具体位置韩一亮说不清楚，监管们从不在学员面前交谈，只有一次听到他们聊天提到，“这里离九龙不远”。
韩一亮对广东毫不熟悉，不知道九龙是什么地方。他只知道那一片有很多工厂，还有个水库，街上的人们有说广东话的，但说普通话的更多一些。
韩一亮所在的窝点有两名小主管，负责平时上课培训，大主管很少来，第一次来的时候，自我介绍叫“郑志强”，40多岁，身高1.70-1.75米，微胖，平头，圆脸，戴金丝眼镜。
此外就是十几名负责监管学员的打手，每半年换一些人，他们互不称名字，都用“老几”代替。
因打手有限，40多名学员轮流外出拉人头，每天出去十几个人，其余人留在宿舍上课或休息，每人每月大概能出去12天。
宿舍两间房，20多人住一间，彼此不能交谈，一说话就会被禁止。这个规定是从韩一亮进去一年后开始的，当时经常有人要跑，也有人偷偷商量过一起跑，被发现后就禁止所有人说话了，洗澡上厕所也有打手守在门口，而且厕所都没有窗。
学员的性格普遍“比较老实”，但交流甚少，互相都不了解。韩一亮只跟两个待了四五年的学员稍微熟一点，平日交流顶多是互相问问“今天卖得怎么样”。
每次上街背个斜跨包，装着50件商品，耳机卖二十，充电器卖三十，手机壳卖二三十，一天下来，韩一亮往往只卖出四五件，“一般路人都不理我”。他们要求每人每月卖200件，韩一亮基本不能达标。
卖得好的人伙食稍好，可以吃白饭，炒菜，和肉。韩一亮等七八个销量不佳的人，一顿只能吃一个馒头，配几块咸菜。
过年过节，伙食会稍微改善，上次春节，韩一亮记得吃了蒜苔炒蛋。大主管郑志强过年时会出现，给在岗的打手发红包、慰问几句，就走了。
对销售学员来说，卖东西是其次，最主要的业务还是拉人。其他人一般每年能拉4-8个，韩一亮每年只能拉一个。
“最好是拉不着人。”韩一亮不希望再有人上当受骗，但不拉人不行，如果他们看你拉人不用心，上课会点名教育，还不听话，就用拳头打。韩一亮因此被打过一次。
每拉进来一个人，韩一亮都很难受，“感觉自己是有罪的”。他清楚记得被他拉进来的9个人，他们在被调走前会待上一个月，每次见面韩一亮都抬不起头，任由他们骂：“自己被骗了，还出去骗别人！”
说这些话的时候，韩一亮咬着嘴唇，低下了头。碰到无法回答或不想回答的问题，他总会习惯性地低头。他至今还会经常想到这9个人，“希望他们都逃出去了”。
让他形容在里面的生活，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像坐牢一样。” 韩福忍不住打断：“比坐牢还差！牢房可以吃饱饭，可以看电视，可以讲话。”
没有手机，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没有报纸，只有几本娱乐杂志放在宿舍，半年才更换一次。
宿舍没有时钟，只有日历，刚进去时数着日子过，后来就不数了，反正数不数，日子都过得一样慢。
头两年他经常哭，一到晚上思念涌来，想家，想奶奶，躲在被子里哭。随着时间流逝，哭的频率从几天一次到几个月一次。“想家人也没用，又出不去。时间长了，没什么好想的。”
不外出时，他就在宿舍坐着，什么也不想，困了就睡觉，不困也闭着眼躺着，尽量让自己睡着，“睡着之后时间会过得快一些”。
他变得越来越麻木，“浑浑噩噩，过一天是一天”。他没想过还有机会出去，他以为要困在这里过一辈子了。
归来
2017年8月底，一天下午五六点，韩一亮和看管他的打手从外面回来，远远看到出租屋被警察查封了。韩一亮期盼的警察终于来了。
但他第一反应是害怕，“怕自己也被抓，毕竟跟他们待了这么长时间”。打手掉头就跑，他也跟着跑了，往另一个方向。
大概跑了七八分钟，跑到一个没人的拐角处，他停下来，确认没人追上来后，他瘫坐在地上，独自欣喜、激动，然后开始大哭，足足哭了十几分钟。
“终于可以回家了，终于没人控制了，终于自由了。”韩一亮说到当时的心情，眼眶再次红了。
当天晚上他睡在马路边，梦到自己又被抓回去毒打。这个噩梦缠了他两个月，直到回家，才没再做过。
他身上没钱，风餐露宿饿了三天，终于找到一份工作，是一家叫“信诚”的中介公司推介的。澎湃新闻在网上搜索这家中介，发现在深圳宝安区。
在中介的安排下，韩一亮坐上大巴，两天后到达山东淄博，在一个小区当保安，工资两千。干了两个月后辞职，拿到3000多块，立马去了客运站。
16个小时的回家路上，韩一亮忍不住又哭了，既激动高兴，也担心害怕。“就怕我奶奶有什么意外，毕竟岁数大了。”
在传销组织里，他经常梦见奶奶，奶奶站在村口张望，不停呼唤：“一亮，赶紧回家吧……”梦到过父亲哥哥在到处找自己，也梦到过自己回家了，家里人都在，“但他们看不见我，我叫他们，他们没理我，好像我不存在一样。”他担心离家这么久，家里人已不认得他了。
村里修了路，家家户户都盖了新房子，他转了好几圈，才找到自己家门。他走的时候还是土胚房，7年前，土坯房漏雨成了危房，韩一月也到了成家的年纪，“不盖房娶不到老婆”。
韩福拿出家里全部积蓄，又向妹妹们借了几万，把房子盖起来了。大姑帮韩一月介绍对象，好几个都没成。
家乡变化太大，老屋处盖了新房，韩一亮差点找不到家门。图片来源于燕赵晚报
韩兴华说，每逢过年韩一月都要喝酒，喝醉了就开始念叨失踪的弟弟，一边喝一边吐，“说很想他”。
有一次他喝醉酒，半夜闯入村民家，村民报了警，后以盗窃罪和抢劫罪被判有期徒刑10年。
回家看到瘫痪在床的奶奶，韩一亮又哭了。出走前，奶奶的身体还挺好，现在患有脑梗塞、糖尿病等多种病，人已神志不清。
“哪儿也别去了，你就在家跟着奶奶吧。”“家在这儿呢，谁过来找你也不要走。”韩一亮回来后，奶奶反复说着这些话，“她以为我去找我妈了。”
韩一亮发现父亲的变化也很大，不出去打牌了，性子更温和了些，也老了很多，眉毛白了一半。
“这个传销太害人！”韩福恨恨地说，夹烟的手都在抖，“人有多少个十年！”他想让媒体曝光，让警察把这些“非法分子”全抓起来，不要再害人了。然后小声问记者：“能让这个传销组织给点补偿吗？”
韩福叹了口气，说儿子回家，他又高兴又烦恼，“烦恼的是孩子这么大了，需要我操持”。
“别人家的孩子出去十年八年，开着车带着老婆孩子回来，衣锦还乡，那才是天大的喜事。”韩福语气无奈，“他已经很难受了，我不能再责备他。”
在当地，兄弟必须分家，但韩福还欠着债没还，已无力再盖一栋房。“人家要的话，做过门女婿也可以。”
韩福为大儿子娶亲盖的新房。
对于26岁、没有手艺的韩一亮来说，找工作也是个问题，家人不放心再让他一个人出去打工。2017年12月初，记者采访他时，他的身份证没办好，哪儿也去不了，“就在家陪着奶奶。”
他每天待在家里，不怎么出门，晚上8点就睡觉。没有什么想吃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周围的一切让他感到陌生。他不太愿意说话，也不太愿意去回想以前的事情。
他与曾最要好的表弟韩兴华通过一次电话。表弟已大学毕业三年，如今在邯郸上班，工资五六千。
当时韩兴华还不知道韩一亮经历了什么，问他这些年过得怎么样，他在电话里回答：“过得挺好的。”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