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是城市各项功能的载体，要承担中心城市功能，带动城市群发展，需要达到一定的规模能级。因此，优化空间布局成了不少城市的共同选择。
此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作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版路线图，当中点名广州、深圳、重庆、成都等12个中心城市，赋予它们引领城市群发展的重任。
其中，广州、深圳是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都、重庆则是带动成渝城市群发展。
站在区域协调的大背景下，我们重新来理解这两个城市“东进”的选择，也许会有不一样的体会。
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而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则是高速经济增长难以避免的副作用。
区域崛起，城市是先锋，也是主力。当眼下“建群”成为主流趋势，城市的发展靠单打独斗已难以为继；通过城市群协同发展构建更高水平的利益共同体，中心城市才能进阶升级。
以成都为例：眼下，中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粤港澳等城市群纷纷提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但在区域经济专家看来，中国的中部和西部都需要大城市群来带动。西部的城市群，当然首先就是成渝城市群。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认为，“在西部打造一个世界级城市群，对于改变中国区域经济格局意义重大。且成渝城市群，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经济总量，都为一个世界级城市群的崛起打下基础。”
此外，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也指出，“成渝背向发展”，是目前成渝城市群面临的主要现实挑战和突出矛盾之一。
因此，可以说，眼下成渝提出相向发展，成都向东，重庆向西，是带动成渝城市群向世界级城市群跃升的必然路径。
再来讲广州：如果说，城市区位布局决定了城市发展上限，那广州的“东进”历程，正好为这句话写下生动注脚——
以《广州城市建设总体战略概念规划纲要》为起点，广州城区向东、向南分别延展30~60公里，形成“大山大水”城市格局。广州也终于摆脱建成区面积“百位数”束缚，迅速成长为建成区近千平方公里、行政区7434平方公里的“巨人”。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粤港澳大湾区重塑经济格局，广州与深圳，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在国家战略中强强“会师”，携手并进。以广深科创走廊为契机，两地进一步打破要素流动藩篱，推动区域产业集聚发展，带动大湾区整体实力提升，既是必然选择，也是大势所趋。
讲完了势在必行的原因，我们再来聊聊一下广州、成都这两个“东进”城市的线下操作。
对成都而言，在实际管理人口已超2000万人、“大城市病”日益凸显的当下，“东进”让城市发展格局陡然开阔，也为成渝城市群发展提供难得的机遇。
随着城市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东移，成都翻过东侧的龙泉山，在相对靠近重庆的简阳、龙泉驿，打造经济社会发展“第二主战场”。
按照《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与重庆共同构建支撑西部大开发、大跨越的城市共同体；面向“一带一路”，通过天府国际机场、成渝高铁、长江水道的连接联通，接入空中丝绸之路和海上、陆上丝绸之路，打造辐射东亚、南亚、欧洲的国家向西向南开放门户城市。
而此前，重庆正式出台《重庆市城市提升行动计划》，在总体规划中，“重庆科学城”作为关键词被重点提及，并确定选址于沙坝坪区。
不少媒体将此视为重庆向西的一个信号，有专家表态，“重庆向西发展可以与重庆现有的产业格局形成双核同频共振的效果，进而打造城市‘第二增长极’。”
再来讲广州，眼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广东省内各市发展的首要任务，要想达成超越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的共同目标，各市必须拉近彼此距离，以经济圈和城市群为单位有机融合，齐头并进。
去年9月，东莞市党政代表与广州市党政代表分别到对方城市学习考察，就两市合作展开座谈。当时就有专家指出，这是广州“东进”从城市内部跃升到城市之间的标志性事件。
而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东莞正是广深两城的交汇点。甚至有观点认为，东莞作为深圳产业链的重要一环，应该视为深圳都会区的一部分，广州接近东莞，就等于拥抱深圳。
可以说，广州正通过东进，靠近东莞、接近深圳，消除地理上的屏障。而深圳大踏步西进，为的也是接近东莞与广州，打破要素流动的藩篱。
正如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秘书长冯奎所说，一个区域内两个核心城市争夺国家战略定位、争夺产业投资、争夺中小城市的“势力范围”，难以完全避免。因此，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在竞争中协同，在协同中竞争。在冯奎看来，这其实也是构建城市群利益共同体的过程。
